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法总则》，这在中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法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完善了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法律规范，保障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民法总则

　　《民法总则》的颁行正式开启了民法典编纂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和1998年四次启动民法典的起草工作，但受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民法典的制定始终未能完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编纂民法典，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由于民法典内容浩繁，体系庞大，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制定民法典首先需要制定一部能够统领各个民商事法律的总则。从我国民事立法的发展来看，虽然我国已经颁布了250部法律，其中半数以上都是民商事法律，但我国始终缺乏一部统辖各个民商事法律的总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法总则》的制定不仅实质性地开启了民法典的制定步伐，并成为民法典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且也有力地助推了法律体系的完善。颁行后，民法典各分编的编纂都要与《民法总则》进行协调，并以其所确立的立法目的、原则、理念为基本的指导，从而形成一部价值融贯、规则统一、体系完备的民法典。

　　《民法总则》的制定确立了民法典的基本制度框架。民法是权利法，民法典的体系构建应当以民事权利为中心展开。在总则中有关自然人、法人等的规定，是对权利主体的规定;有关民事权利一章的规定，是对民事权利的类型、客体、权利行使方式的规定;有关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的规定，是对民事权利行使的具体规则的规定;有关民事责任的规定是对因侵害民事权利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规定;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是对民事权利行使期限的限制。民法总则采取提取公因式的方式，就主体、客体、法律行为及民事责任等的一般规则作出规定，而分则体系将以物权、合同债权、亲属权、继承权等权利，以及侵害民事权利的侵权责任为主线展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制度体系。从这一意义上说，《民法总则》不仅奠定了民法典分则制度设计的基本格局，而且也为整个民事立法的发展确定了制度基础。

　　《民法总则》充分彰显了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我们要制定的民法典是21世纪的民法典，必须回应21世纪的时代需要，彰显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从民法总则的体系结构来看，其关于民事权利、民事义务的规则设计都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民法总则》“自然人”一章的许多条文都体现了人文关怀的价值理念，如强化对胎儿利益的保护、降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标准等;为了强化对被监护人的保护，《民法总则》在《民法通则》规定的基础上，规定了遗嘱监护、意定监护、临时监护人制度以及监护人的撤销制度;此外，还规定了成年监护制度，以有效应对老龄社会的现实需要，强化对老年人的保护。

　　《民法总则》的颁行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民事立法体系化进程

　　《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总纲。纲举目张。整个民商事立法都应当在民法总则的统辖下具体展开。由于《民法总则》是采取“提取公因式”的方式确立的规则，是民法典中最基础、最通用，同时也是最抽象的部分，所以它可以普遍适用于各个民商事单行法律。《民法总则》的制定将极大地推进民事立法的系统化过程。法典化就是体系化，《民法总则》的制定将使整个民事立法体系更加和谐，更富有内在的一致性。长期以来，由于没有民法典，我国民事立法缺乏体系性，不利于充分发挥民法在调整社会生活、保障司法公正等方面的功能。《民法总则》确立了普遍适用于各个民事法律制度和规则的基本原则，消除了各个法律相互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这就使民事立法体系更加和谐一致。

　　《民法总则》的颁行有效协调了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民法与商法都是规范、调整市场经济交易活动的法律规则，在性质和特点等方面并无根本差异，两者实际上都具有共同的调整手段和价值取向，都以调整市场经济作为其根本使命。但《民法总则》应当是所有民商事法律关系的一般性规则，可以说是私法的基本法，因而可以有效地指导商事特别法。民商合一体例并不追求法典意义上的合一，其核心在于强调以《民法总则》统一适用于所有民商事关系，统辖商事特别法。一方面，通过《民法总则》的指导，使各商事特别法与民法典共同构成统一的民商法体系。《民法总则》是对民法典各组成部分及对商法规范的高度抽象，诸如平等原则、自愿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和等价有偿原则等，均应无一例外地适用于商事活动。另一方面，《民法总则》与各个商事法律构成了有机的整体，二者之间是普通法与特别法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出现商事纠纷后，首先应当适用商事特别法，如果无法适用商事特别法，则可以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