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政府修高速公路 违法占用土地 村民多次上访未果 阻止施工维权抗争 终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捕
案情介绍：2005年山西省大同市西骆驼坊村村民，因 得大高速公路违法占用土地，又不足额给付补偿费，以及路桥设计不合理给村民造成严重损失等问题，村民多次上访，但问题迟迟未得到解决。于是，村民进行了维权抗争，采取了阻止施工的行动。对此大同县公安机关采取了大抓捕行动。将部分村民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名义逮捕。2005年9月27日，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在龚茂等人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中，我作为龚茂的辩护人，将为龚茂作无罪辩护。辩护人非常坚定地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存在阻拦施工的行为，缺乏最基本的证据;即使被告人确实存在阻拦施工的行为，也没有侵害法律所保护的客体，其行为是法律所明确予以支持的，是正当的维权行为。而且，所指控的行为根本没有达到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所要求的客观程度，不存在情节严重，不存在生产无法进行，不存在损失严重，不属于骨干分子，也不属于积极参加者。再者，整个事件实际的组织者是村委会，完全属于单位行为，应该按照单位犯罪的规定来衡量是否构成犯罪。下面，辩护人将分四个问题，每个问题分若干方面来具体阐述辩护意见。
一、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阻拦施工的行为。
1、刘元富的证词不应采信。
刘元富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称龚茂与他一起拦截过车辆。但在刚才法庭审理调查中刘元富称根本没有这样说过，他不识字，讯问人员又没有念笔录。不能排除做假笔录的可能。再者，笔录证明龚茂阻拦施工，却没有指明具体时间，行为内容，缺乏证据的基本要素。因此，刘元富的证词不能采信。
2、龚秀的证词不能采信。
龚秀证明30个人由被告人牵头，经常在被告人家开会。第一、该证据没有具体的内荩?热纾?0人中有谁参加，开什么会，他是怎么知道的?第二、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第三、与他前面的证词内容相矛盾，他前面一直称没人组织;第四、辩护人提交了2005年3月15日村委会的会议记录。该记录明确记载是在该天的会议上一致同意如果不解决问题而施工，就全体上路阻拦。因此，如果说有组织，那正是村委会组织了这次事件。当然，不管谁组织，都不违法。
3、辨认在多方面严重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法定程序，所有辨认证据无效。
(1)没有在辨认前向辨认人询问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
(2)没有经过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
(3)没有在辨认对象中混杂其他对象，如王根对17名犯罪嫌疑人的辨认。或者是其他对象与辨认对象不相似，如穆钊荣、温爱军、申海东、宁引安、王根等所有辨认人对龚茂的辨认。混入的其他对象(如范春桥等)是城市模样的人(据了解就是公安人员)，而辨认对象是地道的农村人，这种辨认还有什么意义?当然谁都会“辨认出来”;
(4)没有记载混杂的其他对象的身份情况;
(5)穆钊荣对龚茂的辨认(笔录129页)没有写明辨认对象中有几名犯罪嫌疑人，笔录中的数字留着空格;
(6)对龚茂的几次辨认，均将其列为6号，不能排除多个辨认人有通气的可能，或者公安人员证明或暗示的可能;
(7)辨认的见证人是被害人施工单位的人员，能有公正可言?
(8)两次辨认的时间有重叠，显然虚假。如穆钊荣的辨认(笔录129页)时间为5月28日11时10分至11时30分。而宁引安的辨认(笔录131页)时间为同日11时15分至11时20分。
二、即使被告人存在阻止施工的行为，也不构成犯罪。
(一)在客观方面，刑法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必须是达到了如下程度才符合犯罪的客观构成：情节严重、(生产)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但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没有证据证明达到了使工作生产无法进行的程度(如果仅仅不能正常进行，则只达到了治安处罚的程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给施工单位造成了严重损失;
公诉人称因为没有经费才没有评估损失，以及不评估也可以证明损失严重等观点是违背最一般的办案原则和常识，因而是不值一驳的。没有办案经费，可以不办案、不起诉，而不能瞎办案、胡起诉。没有评估费用不评估，不评估就等于不能认定损失数额，不能认定损失数额就不能认定损失是否严重。这是最基本的逻辑。公诉人还以一个项目部的报案材料作为损失的依据，则更是明显无理的。一则公诉人出示该材料质证时，说明该材料只是证明案件的来源，不证明其他;二则，该报案的项目部不是法律认可的适格主体;三则也是更重要的，没有经过调查核实，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怎么能仅凭这唯一的报案材料就能认定呢?这简直有点太不严肃了(我没有用荒唐一词)。不进行评估或者其他证据也能认定损失严重，意思是凭感觉就“肯定”损失是非常严重的。这就如同凭感觉某人就是杀人犯一样。如果作为普通百姓随便议论一下未尝不可。但是一个公诉机关如果如此办案，则会，而且一定会制造一个又一个冤假错案。
没有评估或者其他形式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有任何损失，连一分钱损失也不能认定!
退一步，即使给施工单位造成了严重损失，生产无法进行等后果，也不能由被告人承担。因为他不是组织者、不是指挥者，他只应对自己的那个具体行为(如公诉机关指控的一次或两次阻止行为)负责。起诉书指控把40多天的所有阻止施工的行为和损失，都算在被告人头上，是十分无理的。
另外，在不能认定被告人是组织者的情况下，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人属于骨干分子或者属于积极参加者。
(二)在客体方面，被告人的行为没有扰乱或者侵害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秩序或生产秩序。
1、根据法律规定，得大高速公路要进行施工，首先必须由大同县政府征地，然后公路投资者必须通过土地划拨或者出让手续取得土地使用权， 拿到土地使用证。但事实上，得大高速公路在2003年就开始动工，但征地手续在2005年1月才经过批准，至今未取得土地使用证。同时也没有进行两次公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直属于完全的违法施工。该施工秩序(社会秩序)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扰乱其施工根本没有侵害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就像扰乱生产毒品的企业一样，不但不属于违法，还是法律所支持和鼓励的。
退一步，即使后期办理了合法手续(庭审中没有看到相关手续。)，由于没有进行公告，作为普通农民的被告人仍然以为占地没有得到批准，继续认为施工单位违法，继续采取对抗措施是理所应当的。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被告人承担显然不能成立。
2、补偿费没有到位。
直到今天，究竟国务院批准的此次征地的补偿标准是多少，村民一无所知，律师去取证，也受到有关部门的无理拒绝。因此，有理由怀疑批准的补偿标准高于口头答应的标准。严重的是，即使口头答应的补偿标准也没有落实，至今口头答应的补偿费总共450万元，还拖欠170万元。根据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的法规或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完全可以阻止施工。2004年10月21日《国务院关于深化土地改革的决定》第15条指出：“加强对征地实施过程监管。征地补偿安置不落实的，不得强行使用被征土地。”2004年11月29日《关于完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查报批工作意见》第15条更是明确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经依法批准后，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应按法律规定的期限全额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未按期全额支付到位的，市、县不得发放建设用地批准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有权拒绝建设单位动工用地。”
(三)在主体方面，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村委会召开会议同意批准指派的职务行为。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该适用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不属于单位犯罪。因此，即使被告人的行为已经完全达到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特征，产生了危害社会的结果，由于属于单位行为，也只能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认定其无罪。对于该辩护意见的理解，请参看最高人民法院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合订本》第一卷中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孙军工《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该文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作了最权威的阐释。“对一些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单位犯罪，但却是由单位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反映最突出的问题是单位盗窃、单位贷款诈骗行为无法处理”“对于一些单位实施的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为单位的犯罪的行为，无论它是立法者有意为之，还是立法的疏漏，在法律做出修改、调整之前，必须坚持‘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四、应该充分考虑事件的起因和双方存在纠纷的事实。
上述辩护意见虽然已经涉及到了事件的起因，但那是从犯罪构成客体方面的角度进行的论述。如果要正确的认定本案的性质，还有必要从起因的角度进行分析。总体来说，事件之所以发生，原因可以概括为：政府征地违法(未批先占且没有公告);施工给村民造成严重损失(水渠截断、车辆难行);补偿款标准不透明，且严重违法拖欠;政府不履行解决问题的承诺失信于民。
村民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到处上访，直到北京。但问题总是得不到解决。对于严重损失的事实，明摆在那儿，媒体进行了报道;对于违法的事实，更是证据确凿。在通过各级组织、各种媒体监督等等多种手段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村民拿起了另外一个法律赋予的武器，直接拒绝施工。
被告人没有犯罪的任何故意，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对于双方存在的纠纷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是国务院明令支持和鼓励的。退一步讲，即使没有国务院的专门法规支持，这些行为最多也只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按犯罪处理是极其不妥当的。不仅有悖于法律，社会效果也是非常不好的。广大村民会认为，只允许政府或者有势力的大公司违法，而对于弱势群体的农民却动辄使用专政的手段，而对他们权利受到的严重侵害却视而不见，不管不顾。这是严重违反正义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一是，村民们当时并不一定知道或者就是不知道法律有这样一个规定：“如果拖欠征地补偿费，有拒绝施工的权利。”而且他们拒绝施工的理由不是或者不仅仅是补偿费不到位。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阻止施工属于合法的定性。二是，在和平阻止施工的总的长时间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具体的个别人的诸如砸东西、打人等等(没有证据证明，只是分析一种可能性)行为。这种行为如果构成违法甚至犯罪，只能由该行为人自己负责。不能因为这些个别的孤立违法事件就认定整个阻止施工的维权行为违法。
审判长、审判员，相信你们已经看到，本案是一个在事实上非常简单的案件，在辩护人阐述的辩护意见中，至少从犯罪的客体、客观和主体三个方面，其中每一个方面都可以独立认定被告人无罪。其中有比较复杂的主体的单位犯罪问题，但如果稍稍看看辩护人提供的资料，就会完全明白;更多的是非常简单的常识性观点，比如客观方面没有任何损失的证据，仅此就当然不能对被告人定罪，如果定罪会成为一个笑柄。再比如客体问题，国务院明确规定了农民的权利，谁又能视若无睹，或者有其他的解释呢?公诉人辩解说那不是让农民自己去阻止施工，而是通过法律程序。难道法庭也会赞成这种纯属狡辩的辩解吗?
或许，这个案件背后有复杂的背景问题，否则我们不敢想象这样一个案件能够提起公诉，而且我早就听到了已经内定判刑多长多长时间这种来自于法院内部的“传言”。或许你们，大权在握的法官有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为自己的无奈之举辩解，甚至我这个辩护人也能够多少理解你们的处境。但是，法律是多么神圣，农民是多么不易，自由是多么可贵啊!难道你们就不能利用法律和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力，排除一切干扰，做出公正的符合你们良心的判决吗?至少，你们难道不能进行一些抗争和努力吗?我虽然不敢肯定你们会排除一切干扰，但我仍然相信法律和正义的力量，百姓的泪水和无助以及对你们的期望，一定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倾斜的天平，感染法官的良知。再说通过今天的庭审，出现了许多你们意想不到的新证据，比如村委会的纪录，出现了辩护人的有理有据的观点，以及提交了不常见的法律法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我尊敬的法官，难道还会固守已经的定论吗?我相信并充满了希望，这也正是本辩护人如此认真调查，如此用心辩护的原因所在。
被告人是无罪的，他们是善良朴实的农民，是可怜可爱的老人，其中一位手拄拐杖，站都不能，还有弱不禁风的妇女。他们只是去了一次或者两次公路，有的只是出于好奇，有的就是对侵权者进行了一点点抗争。你们难道真要对他们定罪吗?不要，那会亵渎法律和正义，那一定会在上诉或申诉中被推翻，更一定会被写进冤假错案的历史。
宣判吧，将他们无罪释放，立即释放。
谢谢。
王焕申
2005年9月27日
山西省大同县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被告人龚茂，男，19**年*月*日生，汉族，文盲，大同县倍加造镇西骆驼坊村人，系该村粮农，现住本村。2005年5月28日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大同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9日被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大同县看守所。
辩护人王焕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元富，男，19**年*月*日生，汉族，小学文化，大同县倍加造镇西骆驼坊村人，系该村粮农，住本村。2005年5月28日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大同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9日被依法执行逮捕，2005年6月30日因病取保候审。
被告人曹顺梅，女，19**年*月**日生，汉族，小学文化，大同县倍加造镇西骆驼坊村人，系该村粮农，现住本村。2005年5月29日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大同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9日被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大同县看守所。
辩护人李立杰。
被告人龚美英，女，19**年**月**日生，汉族，小学文化，大同县倍加造镇西骆驼坊村人，系该村粮农，现住本村。2005年5月29日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大同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9日被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大同县看守所。 辩护人秦海伦。
大同县人民检察院以大检公刑诉(2005)1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龚茂、刘元富、曹顺梅、龚美英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于2005年8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在诉讼过程中大同县人民检察院以大检公刑撤诉[2005]1号决定书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大同县人民检察院在宣告判决前要求撤回起诉，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公诉机关大同县人民检察院撤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接到裁定书的第二日起五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大同县人民法院(章)
审判长 陈少荣
审判员 周振宇
审判员 贺美忠
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书记员 王叶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