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有关部门发布的文件，成为依法防控疫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
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公检法司等部门结合各自工作职责对此做了全面回答，也让人民群众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感受到了公平正义。
比如，“两高两部”通过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下称《“两高两部”意见》)以及联合海关总署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下称《“五部门”意见》)指导一线执法人员依法办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下称《决定》)，确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制度等。
明确法律适用
“《‘两高两部’意见》明确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律适用。”华南农业大学法律实践教学中心常务副主任邓定永说，我国刑法第114条、115条规定了兜底性罪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在有限列举的4种行为方式之外作了概括性规定，适用范围不够明晰，对罪刑法定原则有一定负面影响，上述意见在一定范围内对此做了明确界定。
《“两高两部”意见》规定，除以下两种情形外，一般应当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一是已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二是新冠肺炎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此外，对于明知自身已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或者疑似病人，出于报复社会等主观故意，恶意散播病毒、感染他人，后果严重、情节恶劣，也应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邓定永认为，上述意见及时指导了司法实践。这在河北邢台市内丘县司法机关办理“梁某某、任某军、任某辉等人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中得到了验证。1月20日至23日，内丘县全面摸排从武汉市返乡人员情况。但该县某村党支部书记任某军、村主任任某辉，明知村民梁某某一家五口驾车从武汉市返回，却隐瞒不报。
梁某某听取任某军、任某辉的建议也隐瞒相关实情，导致其妻刘某某病情诊治延误。2月6日，刘某某病重后，在邢台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反复追问下，梁某某终于承认其从武汉返乡的事实，刘某某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但医生已回天乏术，2天后，刘某某死亡。
案发后，大家对任某军、任某辉的行为，是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还是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有不同意见。内丘县公安局最终结合《“两高两部”意见》，以梁某某、任某军、任某辉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移送审查起诉。
类似情况不单河北有，如广西来宾市公安局办理的“韦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也存在这种情况。得到相关信息后，“两高”于2月27日由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姜启波、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高景峰以公开答记者问形式就上述意见进行了详细介绍。
姜启波、高景峰表示，此次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通过2020年第1号公告已明确将新冠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因此，《“两高两部”意见》对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造成新冠肺炎传播的行为，应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同时，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危害公共卫生也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其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实际上是法条竞合关系，应当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原则，优先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但广西来宾警方办理上述案件时遇到了新问题。韦某某在武汉市“封城”前返回来宾市，1月25日，社区要求韦某某居家隔离，其未执行，多次外出，还参加了其妻张某某母亲葬礼。1月30日，张某某出现咳嗽症状，两人一起到来宾市人民医院检查。2月6日，张某某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并被隔离治疗。次日，韦某某也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并被隔离治疗。
韦某某2月7日前未被确定为新冠肺炎病人，该如何认定相关犯罪?姜启波、高景峰答记者问时明确，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78条、《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管理的传染病诊断标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的规定，对“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和“新冠肺炎疑似病人”的认定，应当以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结论、检验报告等为依据。对行为人虽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某些新冠肺炎感染症状，但没有医疗机构出具相关诊断结论、检验报告的，不能认定为“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新冠肺炎疑似病人”。但韦某某拒绝执行疫情防控措施，其行为已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2月8日至9日，与韦某某一起参加葬礼的至少8人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因此，检方建议以韦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
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就在姜启波、高景峰就妨害疫情防控刑事案件法律适用答记者问的前3天，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决定》，确立了“史上最严”的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决定。3月13日，境外疫情成扩散趋势后，《“五部门”意见》又正式印发。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练军认为，上述《意见》《决定》的及时发布，对司法实务部门疫情防控期间执法、司法及人民守法提供了富有针对性的指引，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公布典型案例
“及时发文明确法律适用是确定疫情防控规则合理适用边界的‘及时雨’，持续公布典型案例为依法防控提供了具体办案样板。”邓定永说，此次依法防控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公检法机关及时、持续不断地发布典型案例。这对指导司法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武汉“封城”后的第18天，《“两高两部”意见》发布后的第5天，最高检对外发布首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这批案例涉及抗拒疫情防控措施、暴力伤医、制假售假、哄抬物价、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等7类犯罪。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南浔王某某妨害公务案”。2月2日，王某某在浙江湖州市南浔区旧馆镇罗汉村某租房门口，不听从疫情防控巡查者徐某某等人的劝导与其发生争执。当地民警赶到后，王某某阻止民警拍摄视频，抓伤其脸部、颈部。检方随后介入调查。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检察院介入该案后，于2月6日利用远程视频讯问，批捕王某某，同时完成通知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讯问、认罪认罚具结、听取被害人意见等工作。3天后，该案适用速裁程序提起公诉并审理，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9个月。
王某某因阻止警察办案被判处妨害公务罪，若王某某仅阻挠徐某某疫情防控工作该如何处置?姜启波、高景峰答记者问时表示，依照《“两高两部”意见》，妨害公务罪的对象包括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有关疫情防控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如何理解该解释?2月19日，最高检发布的第二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给出了答案。四川省于1月24日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后，该省仁寿县依法防控。2月4日王某在仁寿县普宁街道某门市上班时，因停车与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廖某等发生冲突。
廖某在小区外设置卡点时发现，王某停放的四轮电瓶车挡住了卡点进出口通道，遂向王某表明身份，要求其将车挪走。王某表示，廖某等不是交警，无权要求其挪车，还辱骂其“拿着鸡毛当令箭”。廖某要求不准骂人，王某趁其不备挥拳打人，致其面部软组织挫伤。
现场工作人员随后报警，民警赶到现场依法将王某抓获。2月5日，仁寿县人民检察院采用电话、视频方式提前介入本案。5天后，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当事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2月11日，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王某拘役4个月。
邓定永解释说，按照《“两高两部”意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防控公务的人员。即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应当采取实质的职责标准。因此，王某被认定妨害公务罪并被判处4个月拘役，于法有据。
不单这些，公检法机关发布的典型案例还有很多。如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4件依法严惩哄抬物价犯罪典型案例。最高法于3月10日发布首批10个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于3月24日发布首批10个服务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民商事典型案例。
来自最高检的信息显示，截至2020年3月26日，最高检已发布7批典型案例，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涉疫情刑事犯罪案件2681件3343人，审查批捕2304件2785人，依法不批捕222件305人;受理审查起诉2048件2580人，提起公诉1561件1919人。
用法规守护公平正义
“司法解释、‘两高’文件及指导案例，从不同角度对疫情防控给予了法治支持。‘两高’答记者问更细化了有关司法文件及指导案例的实施细节。”刘练军说，这是法治成熟国家在面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采取的较为通行的法律应对举措，也是我国立法、司法及时适应社会变化的具体司法实践。
邓定永说，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指导案例或典型案例，共同构筑了我国的依法防控疫情体系，这也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形势严峻。记者观察到，最近几起输入型案例虽为偶发，但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郑州某公司员工郭某鹏曾在7天内游玩3个国家，故意隐瞒境外旅居史上班两天后，于3月11日确诊新冠肺炎，成为郑州市首例境外输入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导致其居住的小区及单位所在的整栋大楼被紧急封闭，43名密切接触者被隔离。3月28日，郑州公安机关发布公告，宣布郭某鹏涉嫌妨碍传染病防治法罪，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同样，3月15日发生在北京某小区的“澳洲跑步女事件”也引起国人愤慨。3月18日，她被北京公安局立案调查，出入境管理局注销工作类居留许可，并被要求限期离境……
中国欢迎华人华侨回家，也欢迎外国友人来中国居住，但在特殊时期更应该同所有的国民一样遵纪守法。“只有做到公平公正、依法施政，才能让每个个体从社会治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形成和谐友善的现代政治文明格局。”邓定永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