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文学博士伊恩·莫蒂默描述了欧洲自11世纪至20世纪以来社会基本面貌发生的重大变化。

　　曾有人说过，每个时代的人都不免会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正身处于历史转折点。这固然是揶揄，但也道出了现代人的一种特殊心态：与祖辈相比，我们渴望变化，甚至时刻准备好迎接变化，以至于看到一点变动的迹象，就情不自禁地判断它可能带来某些全局性的深远变革，让我们的生活完全改观——当然，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最先准确预判出变化的人，通常也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因而也就能最好地抓住变动时涌现出来的新机会。

　　在这样的心态下，自然不难理解人们也会觉得我们不久前经历的那个世纪，是有史以来变化最大的一个世纪——事实上，这话常有人说，似乎也无人质疑。不过，英国历史学家伊恩·莫蒂默却较真了，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职业经常感觉“太阳底下无新事”，也因为他觉得这个判断是模糊笼统的：怎样才算是“最大”?“变化”又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很多人说到20世纪变化最大时，实际上是把“变化”视为“技术进步”的同义词，然而，思想观念、生活水平等等，不同的方面都可能对社会造成深远变化，而要在不同变化之间进行衡量，又至少需要定量或定性的标准，否则凭什么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比印刷术更重要?

　　凭借长时段的历史纵深感带来的穿透力，历史学家确实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在这一问题上的近视。杨联陞的《国史探微》中收录了一篇有趣的短文《朝代间的比赛》，指出中国历代文人多矜夸本朝有某些地方远胜前朝。明人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说：“我明事事俱落古人后，其超绝者，茶、酒、墨与打枣歌而已。”虽然语气明显揶揄，也承认今不如古，但毕竟还是认为有些新变化“超绝”。当然，相比起当时人，历史学家还有一项优势：那就是某些变化可能长达一两百年，那是经历者在相对短暂的人生中难以察觉的，但事后来看，这种“看不见的变化”却可能比当时人“看得见的变化”更为重要。

　　历史上的种种变化，当然不是匀速发生的，某些时期、某些领域的变迁速度要快得多，但为了讨论方便起见，伊恩·莫蒂默在《欧罗巴一千年》中回溯过往时还是按世纪为单位，逐一回顾在那一百年里，欧洲(到后来是世界)都发生了哪些意义深远的变化。由于时空跨度极大，可想而知极其考验史料的裁剪能力、全局性的视野，以及最重要的，对历史重要性的判断力。可以说，这是相当愉快的阅读体验，一千年来的重大历史变迁纵览无遗，但作者并不只想做一个时间旅行的导游，讨论不同世纪的变化，说到底是为了对人类的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借用他的话说，“作为一个物种，历史帮助我们认清我们全部的能力和不足，这绝非仅仅是一种对于过往岁月的浪漫回顾。不懂得历史，就不能得到对现在的正确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所谈到的“变化”(Change)，其实通常是指“进步”(Progress)。因为在不同的史观中，“变化”并不必然导向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线性进步式的“越来越好”。传统的中国思想相信“物极必反”，即事物变化到了一定程度后又会往回运动，这就像是个不断来回摆荡的钟摆，因而只有保持“中庸”才是好的;反过来，在中东和中世纪欧洲的循环史观中，“变化”也是像四季一样循环往复的。卡夫卡曾有一句绕口令般的妙语：“相信进步意味着进步已经出现。而这就谈不上是相信了。”确实，这是本书遗漏的一个重点：线性进步史观的出现和普及，本身就与现代世界的出现互为因果。

　　在回溯这些历史时，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大部分的变化都无法事先预料到。严重动摇基督教思想基础的哥白尼、伽利略和马丁·路德，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甚至达尔文的家庭也是如此，如果他们能料见自己的观点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也许事先就未必那么做了。一些在现在看来是先知式的人物如阿伯拉尔，在他们所生活的年代，也很少为人所理解，如果没有传承和研究，就像历史上一再出现的那样，也很可能就此湮没无闻。事实上，正如邮票和电报的发明最初在英国的遭遇那样，新发明、新思想大抵都很脆弱，或看起来优势并不明显，西欧能成为催生变化的发源地，那必是因为它的社会结构有利于新事物的存活、试验和生长。借用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来说，就是这样的社会已成为一个有序运行且不断自我修复的有机体，只有这样，它才能实现自我进化。

　　这就涉及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变革的动因是什么?如果说变化是历史的长河中外表可见的一朵朵浪花，那么对一个社会而言，更为重要的便是要重塑一个能不断生成这样变革的内在动力结构。如果就此来看，那么可以看到，欧洲社会很重要的两点特质，一是密切联动且彼此制衡的丰富网络，二是有保障的积累。正由于这两点，思想和创新可以传播，无法被扼杀，哪怕一时犯错，但别处仍可以实践，事后很快就能证明价值并快速纠错;与此同时，新事物的出现可以通过不断的积累，发展壮大，最终突破变化的临界点。正如本书中所说的，“社会的重要变化很少是某一个人思想的产物，更不是由某个人一手推动的。过去的巨大变化往往不是依赖于某个天才，而是很多抱有同样思想的人看到了同样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

　　但麻烦的是，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要求社会进行结构性调整，这往往引发动荡，许多国家未蒙其利，先受其害。19世纪欧洲不同类型的政策，几乎都无不认为保护国民、不让社会动荡是其职责所在，怎样才能既推进变革，又不引发震荡，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始终难以解决的问题。与传统社会那种追求永恒、稳固的秩序不同，现代社会必须具备不断动态调整的冗余能力，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一成不变是相当危险的，因而“稳定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或者借用小说《豹》里的名言，要维持不变，就得不断变化。

　　现代人对进步的乐观主义已经让很多人忘了，“变化”并不必然是积极的。真正的历史从来就不是笔直朝向未来不断升高的。在本书的末尾，莫蒂默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怀疑，随着资源的有限性日益明显和社会结构的固化，最终像严重的贫富分化等“前工业社会的等级化特征将再次出现在后工业时代”——这话出自一个历史学家的口中，听起来就像是对“倒退回去”的委婉说法。然而，历史的自我进化没有终点，而预言有时本身就在召唤我们竭力去避免它的自动实现。无论如何，历史毕竟是由无数人的行动所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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