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权法律网编者按：农民以法抗争的基本目标是什么;在具体实践中又遇到了哪些问题?农权网为您推荐本文让您对此有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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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

　　“以法抗争”的基本目标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性，已经从资源性权益抗争向政治性权利抗争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抗争的内容具有公共性。目前抗争的主要问题有“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和“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等。由于这些问题均有中央文件和国家的法律及政策的规定，在目前的农村又普遍存在并较为严重，因此，很容易确定抗争精英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其二，由于上述问题一般都是公共权力机关施政行为造成的，因此以法抗争的对象主要是乡镇一级基层党政机关以及村级组织。这种用国家法律来抵制国家最基层政权来达到农民的维权目标，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政治性是目前农民以法抗争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具体的实践中，农民以法抗争的目标总是以具体而明确的问题的方式提出来的。这就有一个“问题化”过程。这里的“问题化”，主要是指抗争精英将国家的法律和中央的政策作为一把尺子来衡量县乡政府的决策和行为，并根据农民生活状况提出抗争目标或要求的过程。这是抗争活动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应星在移民上访时指出：“农民要使自己的具体问题纳入政府解决问题的议事日程中，就必须不断运用各种策略和技术把自己的困境建构为国家本身真正重视的社会秩序问题”。事实上，对于许多地方已远远超出上访的农民抗争活动，进行问题化就不仅仅为了将解决问题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更为重要的作用就是抗争精英构造合法性和动员群众的工具。也就是说，无论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抗争，还是有关普遍性的权利抗争，要想取得成效甚至开展起来，都首先需要对“问题”的性质、程度等方面进行识别，只有搞清楚发生了些什么问题，才能提出抗争的目标和要求。

　　一般来说，“问题化”可以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或内容，即“问题识别”和“目标确定”。“问题识别”是有关“问题”是否存在，问题的性质或严重程度的问题，而“目标确定”则是根据“问题识别”所作出的目标选择。显然，“问题识别”是前提和基础性的工作。但无论是“问题识别”还是“目标确定”，都需要抗争者掌握相当的技术和有专门的知识，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依据。对农民的抗争来说，问题识别，首先要解决的是农民的生活处境和遇到的实际困难，是不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忠诚地执行中央和省市制定的相关政策造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农村都是在中央和省市政策的语言框架内进行思考的。因此，更多的了解中央和省市有关各种税费、村民自治等有关农民贴身利益的法律和政策，就成为了农民抗争精英自觉的行动。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来，许多地方的抗争精英在“减负、反贪、维权”这一主题下，具体的抗争内容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在湖南某些调查时发现，前两年这个县的减负上访代表的主要“话题”有，农业税、特产税、生猪税、基金会、乡统筹、村民委员会选举、村务公开等问题;去年因税费改革，又出现了计税田亩数量、每亩产量、粮食价格等问题;目前减负上访代表又将并不直接归属乡镇政府管辖的学校乱收费等“问题”列为了抗争的目标。他们还计划将电费、水费等问题作为抗争的问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地区农民的抗争活动实现全县“联网”之后，问题化就不仅仅是某些人或某一地方的事情了，它还关系到统一和协调行动的问题。因为，只有那些全县性的、起码是大多数乡镇都共同的“问题”才能成为全县性行动的“问题”。这就要求，抗争精英们不仅要对国家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有更多的理解，而且要对全县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为此，那些抗争领袖们就不得不经常在一起交流情况，讨论行动方案。当然，有时如果某一抗争精英获得了关于某一“问题”的中央或省市文件，找到了存在某一“问题”的真凭实据，经抗争精英讨论认可后，其它乡镇的抗争精英往往不需要进行“问题识别”就可以把这个“问题”作为本地抗争的内容。而能够识别或发现某一“问题”的存在或者获得某一“问题”存在的真凭实据(中央或省市文件)的抗争精英，往往被视为有功之臣而受到农民和其他抗争精英的称赞，并在这种非正式结构化的网络式组织中获得更为重要的“地位”。在这种潜在的激励机制的作用下，有许多抗争精英为了获得这些称赞或“地位”，就想尽办法去了解更多和更新的法律和政策及全县性的实际情况，这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增加上地区性的联系。而且，随着抗争内容的不断变化，特别是许多离开了具体事件的全县性问题提出，就使问题化技术变得更为重要，抗争精英的在网络的作用和地位也就不断发生变化，从过去敢说敢做型到有谋略的文化型方向转变，这就为农村知识精英加入抗争队伍提供了动力。

　　由于农村知识精英的加入以及农民减负反贪这些具体的目标难以实现，使目前农民的抗争目标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知识型抗争精英就认为，目前农村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某些干部的所作所为，而是国家政权体制出了问题，他们抗争所追求的目标很难在现行的体制框架内得到解决。为了淡化由于提出具体目标不能实现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抗争精英也相应地改变了“问题化”策略，将“目标”和“问题”从具体的权益向抽象的权利转化。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有些抗争精英明确提出了要解放“现代农奴”这一目标。这标志着农民政治诉求发生了重大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