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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集体化道路,才是中国农村的唯一希望

       2017-04-29 09: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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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走集体化道路早已成为觉悟农民的强烈愿望

 

  本人是一名改革初期参加工作的乡镇干部,可以说亲眼见证了农村改革后的发展变化。不可否认,分田到户一刀切的政策的确存在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已严重困扰着农村的发展。也就在这时,全国个别没有实行分田到户的农村出现了与小岗村截然不同的现象,即后来社会上公认的华西、南街村现象。这些村不仅没有外出打工现象,而且吸引了许多外来者,不仅实现了共同富裕,而且跨越了小康,实行了教育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免费、日常所需基本免费的分配制度。这无疑使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感到格外惊喜。于是,各地不断有人自发的到华西、南街、刘庄、龙泉、兴十四、滕头、航民、宝山、进顺、南岭等集体化村参观学习。就连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小岗村也曾三次派人去南街村参观,并在留言簿上写道:“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这充分表明,重新组织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早已成为觉悟农民的强烈愿望。遗憾的是这一愿望不仅长期缺乏政策的支持,而且面对各种限制甚至打压。也正是这一原因,2016年11月7日,浙江省18位农村干部联名向全国农村干部群众发出倡议,提出强化集体所有权,创新土地经营制度,走华西、南街、周家庄乡农工商合作社及浙江省航民、滕头等集体化村开创的道路。并且这一倡议在网上发表后,很快得到各地基层干部群众充满激情的回应,不少网友为之欢呼、为之激动,纷纷向18位倡议者致敬,称他们为18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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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塘约道路回答了要不要重走集体化道路的问题

  农村要不要重走集体化道路,这是关系到农村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多年,并且有很多人不看好集体化道路,认为华西村、南街村的成就并非因为集体化的优越性,而是特殊时期、特殊人物、特殊地域造就的。在这一理论的误导下,许多人看了华西村、南街村十分感动,却意识不到集体化的优越性,仅仅把华西村、南街村的成就归结为一个好的机会,一个好的带头人,一个好的地理条件,因而广泛流传一种说法,华西村、南街村固然好,但在中国不可以复制。无奈,主张走集体化道路的人们只好期待新时期出现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而塘约道路正是大家期待的。塘约道路最大的突破不仅在于塘约村重走集体化道路后短短两年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人惊叹,还在于塘约村是地处贵州偏远地区的省级二类贫困村,并且是在灾后濒临绝境的情况下重走集体化道路的。这足以说明华西村、南街村道路在中国不可以复制的说法被彻底否定。

 

  华西、刘庄、南街等个别农村坚持集体化道路与小岗村形成的巨大反差,以及今天塘约道路带来的巨大变化,足以证明:中国广大农村要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走集体化道路,实现就地发展壮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农村生活城市化。让农民觉得在农村生活不比城市差,这才是理想的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不是一味的人口城市化,更不是消灭农村。因此,重走集体化道路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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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塘约道路再次证明农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力量不可低估

  不少专家、学者乃至参与顶层设计的权威人士,认为分田到户三十多年了,集体经济早已空了,人心彻底散了,农民习惯了自由的生活,农村不可能再回到集体化道路。而塘约道路的实践恰恰超出了这些人的意料。这是为什么?

  其一,人们的思想认识不仅来自于书本知识,同时也来自于人们的实践。农民固然文化水平低,但农村的实践却最终依靠农民群众来完成。因此,农民文化水平低不等于农民群众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就一定比专家、学者差。实践证明,农民群众蕴藏着极大的改革动力和创新智慧,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农民群众看得最清,感受最深。

  其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农村能否回归集体化道路,不是取决于专家、学者的主观意念,而是取决于客观的实践。无数事实证明,只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脱离群众实践,即使再有权威的专家学者,仅凭主观意念,也不免做出误判。

 

  显然,华西、刘庄、南街等个别农村坚持集体化道路的实践,以及今天塘约村重走集体化道路的实践所创造的惊人成就,都是有关经济学家事先想也不敢想的,由此证明农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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