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征地拆迁中，非法强拆屡禁不止，在过去信息网络不发达、拆迁户无法有效在网络求助和发声的情况下，非法强拆还是以暴力强拆为主，而到了今天几乎人人都可以随时录像上传的年代，拆迁部门则会选择“深夜偷偷强拆”、雇佣“不明人员”强拆等手段，这样一来拆迁户因证据不足而陷入维权无路的处境，此时拆迁部门则可以装作好心，用很少的补偿，来逼迫拆迁户就范并签订不公平的补偿协议。今天就来带大家看一看，对于以上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一、案情简介(2017)陕民再93号

　　当事人胡某在地方经营养殖场多年，生意红火，后其养殖场所在地被纳入征地拆迁的范围，胡某因拆迁部门给的补偿标准过低而一直拒绝搬迁，拆迁部门多次威胁要强拆，胡某并未理会。

　　2010年12月26日19时左右，胡某的英英养殖场被数名不明身份的人强行实施打、砸、推等暴力行为，持续约一小时，对养殖场内猪舍、鸡舍等房屋进行暴力拆除，导致养殖厂内猪、鸡等被砸死，并造成了养殖场内机器设备、养殖饲料、生活用品及设施全部被毁，给胡某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事后新筑街办单方面对英英养殖场厂区、厂房、树木、水池、排水通道、地亩进行了补偿，但对胡英养殖场内的家畜及物品损失没有给予补偿。

　　尽管证据不足，但胡某认为就是行政机关强拆，于是起诉，但一审、二审判决结果胡某均因为证据不足而败诉，胡某遂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二、案件分析

　　本案中，拆迁户胡某最大的难题就是没有证据证明强拆人员是谁。胡某的养殖场被强拆的时候事发突然，而且强拆人员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即“不明人员”)，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宣布为此次强拆事件担责，但尽管如此，无论是法官、胡某、旁听人员内心都知道就是拆迁部门强拆的，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然而在法庭毕竟是要讲事实、讲证据的，如果不讲法律而凭法官内心的正义感来裁判，对个案是正义的，但对于整个司法审判系统则是一场灾难。因此，为实现正义，必须从法律规定中求助，笔者认为，本案有两条途径可以实现公平正义。

　　第一个途径，行政诉讼途径。从《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中，可以知道地方政府是全权负责地方的征地拆迁工作的，因此如果发生了强拆，依据行政法的法律属性，地方政府必须反向证明该强拆与自己无关，并指出是谁强拆的，如果无法证明，地方政府就要承担非法强拆的责任。

　　第二个途径，民事诉讼途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地108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强拆的最大受益人，一个是地方政府，另一个就是房产开发商，其他个人和组织没有强拆的动机，因此如果发生强拆，法院应当推定地方政府和房产开发商是侵权者，并对拆迁户承担赔偿责任。

　　三、最高法判决

　　综合本案事实，本案证据虽不能确切证明强拆英英养殖场的行为人，但该养殖场被拆除的直接受益人系区政府与开发商，公安机关接到胡某报案后，也未作出英英养殖场系第三人拆除的处理意见，因此，英英养殖场被区政府与开发商强行拆除这一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判决如下：

　　1.撤销一审、二审判决

　　2.确认区政府强拆违法

　　四、案件总结

　　征地拆迁中的强拆案件，一方是拥有公权力的行政机关，另一方则是弱势的拆迁户，因此举证责任在强拆案件中必须重新分配，让行政机关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是对公平正义的实现手段。试想，如果拆迁户没证据证明强拆人员是谁就无法维权，那么又要发生多少起非法强拆?而组织一场不留证据的非法强拆，对于拆迁部门而言也并非难事，因此，最高法的这一判决，不仅阻断了地方政府雇佣“不明人员”进行非法强拆而逃避法律责任的路径，同时也为拆迁户依法维权指明了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