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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法中关于人的尊严之规定的完善

胡玉鸿    2017-05-19      添加收藏

  摘要: 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关于人的尊严问题的规定,由1982年宪法发其端,并以人格尊严作为其主导性表述。这一现状不但导致根本法中缺乏人的尊严的统一性规定,而且使得现行法上有关尊严的内容狭窄与单一;此外,有关尊严的表述在不同的法律文本中亦往往呈现不同的意涵,歧义在所难免。因此,需要确立人的尊严作为法律的基本范畴,在宪法中直接规定人的尊严的内容,同时明确人的尊严所直接涵摄的权能范畴,加大对弱者保护的力度,促成“最不利者”尊严的实现。

  关键词: 人的尊严 人格尊严 规范性文件

  按照现代汉语辞书的解释,“尊严”的释义项主要有三个:一是庄重肃穆,尊贵威严;二是崇高庄严;三是尊贵的地位或身分。[1]这意味着“尊严”既可用来指称人的尊贵,也可用来表示物的庄严。检索我国现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可以发现,在法律中,既有“人”的尊严的表述,也有“物”具尊严的相关内容,如在宪法中就有“宪法尊严”、“法制尊严”、“人格尊严”三种不同对象的尊严问题。当然,法律的尊严、国旗的尊严、国徽的尊严等都可以视为一种拟人化的表达,本文的内容也不涉及对该类尊严问题的论述,而着重于讨论我国现行法对人的尊严如何加以规定,这种规定与人的尊严的一般原理是否相契合,以及从立法技术上如何使我国现行法中关于人的尊严的规定与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相合拍,以期为完善我国现行法中关于人的尊严的规定提供理论支撑。当然必须说明的是,本文所言的法律是广义上的,即包括一切具有正式法源地位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但为分析问题的方便,对于地方性法律和地方规章暂不列入本文讨论的范围,只将中央一级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分析的对象。

  一、我国现行法中关于人的尊严之规定的源流及样态

  (一)涉及人的尊严的规定由1982年宪法开其端

  经检索相关数据,在我国,“尊严”一词作为法律用语最早出现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之中,该法第2条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此后1913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天坛宪草》)在序言中言及其制定目的时,提到“增进社会福利,拥护人道尊严”。然而,前者只是对特定人(即君主)的尊严加以强调,后者则将尊严视为一种价值来维护,这些都与现代法律上所言的人的尊严的精神不符。1941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律师法”第32条提到“律师不得从事有辱律师尊严及名誉之行业”,虽然涉及社会某一阶层或行业的尊严问题,但并未对普通人的尊严加以确认。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于人的尊严问题更是只字未提。[2]可见,在我国立法史上,“尊严”问题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从当代中国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来说,有关人的尊严问题的规定首次出现于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之中。《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是新中国宪法史乃至立法史上首次对人格尊严问题作出的明文规定,也可以视为对人的尊严问题进行规定的初步尝试。当然,这一条款的出台与“文化大革命”中屡屡侵犯人格尊严的现象密切相关,正如参与1982年《宪法》制定的肖蔚云先生谈到的那样,“第三十八条中所谓侮辱、诽谤,是指‘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乱批判人、斗争人、戴高帽子、持牌子、游街、乱戴政治帽子、用大字报侮辱和诽谤等非法行为”。[3]可见,这一条款的出台是对“文化大革命”反思的结果,但这也拉开了宪法和法律保护人的尊严的序幕。必须注意的是,受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条款不仅没能与我们现在所言的人的尊严的保护内容相当,而且即使就人格尊严方面来讲,宪法文本所列举的“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也没有完全概括人格尊严应有的内容。后文将提及这一问题,兹不赘述。

  (二)以人格尊严为基调的现行法律中关于人的尊严的表述

  1982年《宪法》有关人格尊严的表述,使尊严获得了法律正式用语的地位,因而也成为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常用的法律术语。通过检索“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中央法规司法解释”类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其中有824部规范性法律文件涉及“尊严”问题,当然,其中不少涉及如国家的尊严、法制的尊严等与人的尊严无关的内容,而有关人的尊严方面则又大多以“人格尊严”作为基调。根据法律用语的不同,关于人的尊严的表述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1.从指涉的主体而言,有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之分

  一般主体指作为普通的社会成员,在法律中一般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公民”称呼,其中典型者即《宪法》第38条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01条也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于这一问题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如《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就明确指出,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要尊重公民合法权益,不得粗暴对待当事人,不得侵害其人格尊严”。对于社会上一般主体人格尊严的保护,体现了法律将人的人格尊严置于权利保护的核心地位,有利于凸显作为法律主体所具有的高贵与庄严。特殊主体即具有特定法律身份者所享有的人格尊严,根据我国现行法律中(以下仅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作为列举对象)对特殊主体人格尊严的规定,可以发现存在如下几种特殊类型:(1)学生,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下简称《义务教育法》)第29条第2款;(2)消费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第14条;(3)旅游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10条;(4)精神障碍患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第4条;(5)精神卫生工作人员,如《精神卫生法》第71条第1款;(6)未成年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1条;(7)执业医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21条;(8)现役军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以下简称《国防法》)第59条第2款;(9)残疾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3条第2款;(10)妇女,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9条;(11)护士,如《护士条例》第3条;(12)乡村医生,如《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第23条;(13)导游人员,如《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第10条。上述特殊主体又可分为三类: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弱者,如未年人、妇女、残疾人、精神障碍患者等。对这类主体加以特别的保障与强调实属必要。每个人的尊严都应得到来自国家的尊重和保障,其中最需要保障的主体则是弱者: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往往因为生理的缺陷、能力的欠缺以及资源的匮乏而容易成为受人歧视的对象。这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社会中社会关系的质量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收入不平等状况对人们之间的关系有着巨大影响。我们将表明,对所有人的心理健康造成最大影响的因素是不平等程度,而不是家庭、宗教、价值观、教育程度等其他因素。”[4]可见,由收入、能力、机遇等造成的不平等是一把无情的利刃,分割了社会中统一被称为“公民”的人们,而处于弱势地位或者相对弱势地位的人群则会因为社会上其他阶层的排斥而无法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或者获得与他人同样的收入、机会。因此,法律需要以倾斜对待的方式,对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加以特别的保护。二是境遇中的弱者。境遇中的弱者是指社会制度或者生存际遇而将某一个人置于特定的环境之下,此时当事人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如我们常见的患者、消费者。详言之,境遇中的弱者首先往往是一定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工所导致的结果,而不是由社会中的某些动态因素如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其次,大多是一种偶然性的弱者,即因某些偶然因素使个人被抛入一个对他而言相对卑微的境地,如被拘禁者;再者,弱势地位较为明显,它无法像能力上的弱者那样可以用另外一种能力来补足自己某个方面所存在的能力不足。[5]在上述特殊群体中,消费者、旅游者等都会因被置于信息不对称或自由受限制的特殊境况之下而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弱者,故同样必须加以特别的保护。三是因为职业而产生的特殊尊严需求,如执业医师、现役军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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