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30日举行的2016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上，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指出，供给侧的经济增长因素要进一步挖掘，新型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告别了两位数的高增速，出现了长期向下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将供给侧改革提上议程。蔡昉认为，城镇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

　　蔡昉指出，上一轮改革中，传统的城镇化过程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城镇化主要是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转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供给。此外，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的融入使得城市整体的年龄构成更合理，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回报率。

　　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人口的增长只有16%是来自于城市自身，其它84%都是“机械增长”，即从外面非城地区迁入。其中的26%人是农民工，也就是今天的1.7亿农民工，他们占到了重要的组成部分。

　　蔡昉认为，如果农民工这26%的贡献可以持续，我们的城镇化就具有可持续性。而在这26%的农业转移人口中，真正的每年新增农民工大多为农村16岁到19岁的人口。

　　这部分人口在2014年已经到达了峰值，从去年起开始出现负增长，因此，农民工的增长速度也随之下降。

　　“过去我们每年农村务工人口都是4%，到了2014年只有1.3%，去年只有0.4%，今后还会继续下降，城镇化也会有减速的趋势，因此我们需要推动城镇化，需要进行改革。”蔡昉说。这也证明，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就可以提高潜在增长能力。

　　据其之前的测算，在2011到2020年期间，如果每年的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劳动率供给)能增加一个百分点，对应使这个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增加0.88个百分点;同样地，如果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对应的潜在增长率几乎达到一个百分点，因此这两项改革是显而易见的改革红利。

　　蔡昉认为，我们现在推进改革需要认识到改革是有红利的，改革和增长不是此消彼长的。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至少户籍制度改革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在认识到改革能够带来红利的情况下，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不对称也是改革推进的一大障碍。因此，我们必须作出恰当的制度安排，让大家分担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红利，预期明确才可能激励相荣地推进改革。

　　蔡昉说，改革应该把目标定在机制体制的变化上，而不是用指标来考察它。他注意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城镇化有一个硬性指标，即到2020年获得城市户口人占的比重要达到45%。但他发现，其中有很大比例是通过改变区划提高城镇化率的，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没有劳动力供给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