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约瑟之谜”
中国人为自己提出的一个宏伟目标是：到20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之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国梦”被表述为“复兴”而不是“振兴”，是因为在历史上，中国在科技发展和经济繁荣方面，并非从来就处于落后地位，而是曾经长期执世界之牛耳。西方的经济史学家也很早就否定了所谓的“欧洲中心论”，指出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即欧洲及其海外移民地区在科技和经济人均收入上所处的绝对领先地位，并不是从来如此。学者的研究表明，在1500年前后的世界，财富主要集中在东方，而中国在这个“东方”概念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只是在那之后，欧洲才开始崛起，并且在18世纪较晚的时候，东西方的“大分流”才出现。也大约在相同的时间范畴里，中国与西方在经济、科技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明显拉大，中国逐渐变成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解释国家兴衰是许多学科旷日持久的学术好奇心所在，经济学家更是孜孜不倦地发展出各种理论框架，期冀破解经济增长之谜。激励人们把中国经历的由盛至衰的历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是以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命名的所谓“李约瑟之谜”。这个谜题尝试回答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而近现代中国不再具有这样的领先地位。
在较长的时间里具有支配性影响地位的解释，来自于所谓“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这个理论假说认为，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实践把传统技术和生产要素组合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以致维持了一个与欧洲早期历史相比更高的生存水平，从而人口增长很快，相应导致劳动力过多和过于廉价，使得劳动节约型的技术不能进行。 在这种理论看来，只有大规模采用资本密集型或劳动节约型的技术，才能形成突破马尔萨斯陷阱所必需的技术变迁。
其实，无论是从经济理论逻辑上推理，还是从历史事实观察，这个假说都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即使在中世纪历史上，欧洲固然经历过开垦土地边疆的时期，但是，更多的时期则是以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为特征。惟其如此，马尔萨斯均衡陷阱才成为最具有持续解释力的理论。其次，经济研究表明，农业技术进步是由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所诱致发生的，因此，在劳动节约型技术变迁和土地节约型技术变迁之间，是没有优劣之分的。有经验研究证明，事实上，人口众多的国家可以因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获得更强的压力和动力，实现更快的技术进步和进一步的人口增长。
归根结底，高水平均衡也好，低水平均衡也好，都不过是马尔萨斯陷阱的特定表现，即任何可能提高食物生产的机会，归根结底都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扰动因素，由此导致的人口增长，最终还会把生产力拉回到只能维持生存的均衡水平上来。
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马尔萨斯的理论不断受到各种批评，但是，其影响力长盛不衰，原因就是，这个理论的确可以为工业革命以前长达数千年的人类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既然一种经济形态可以在如此悠久的时间里，横跨如此广阔的地域而存在，自然不会是千篇一律和一成不变的。所以，马尔萨斯陷阱既可以有高水平均衡，也可以有低水平均衡。例如，根据麦迪森整理的数据，就1500年人均GDP而言，欧洲国家中最富裕的意大利比最贫困的芬兰高1.43倍，后来成为工业革命故乡的英国，则比芬兰高57.6%。而欧洲12个国家平均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幅度，1500年为33%，1600年为51.3%，1700年为72.2%，1820年为1.1倍。 可见，“高水平均衡陷阱”既不足以完美地解答“李约瑟之谜”，在历史事实面前也难以自圆其说。
经济学家也尝试以更严谨的理论逻辑破解“李约瑟之谜”。例如，林毅夫认为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科技领先，在于众多人口产生的更多创新;而没有成功地转变到以大规模实验为基础的现代科技创新模式，则是随后中国的科技乃至经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而他把科技创新模式转化不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不鼓励科技创新而仅仅复述和诠释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 这个解释无疑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即中国的落后在于没有进入到现代科技创新。然而，留待解释的是，何以中国会形成特有的科举制度。
经济理论的用途在于解释力，核心是其逻辑上的一致性。因此，一种能够更好破解“李约瑟之谜”的理论，要求不仅能够解释历史，也能够解释与历史相连的现实，在理论逻辑上，则不能留有缺失的环节。换句话说，不能把一个命题转换为另一个命题，然后戛然而止。例如，在未能完美地回答为什么中国会形成科举制的情况下，问题就不能算得到解答。此外，既然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保持其科技领先地位的“李约瑟之谜”是基于中西方的比较而提出的，那么，理论应该同时揭示与此相关的中西方之间的实质性而不是似是而非的差异。
在一个典型的前工业革命社会，马尔萨斯式的贫困恶性循环，或者说人均收入周而复始地回到生存水平，是经济发展的常态。但是，一旦实现工业革命的哪怕是具有偶然性的机会来临时，一国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否积累到一个抓住机遇的最低要求水平，决定了能否在该国形成工业革命的突破。因此，我们尝试以极其宏观和大跨度的视角，来观察中西方在前工业革命社会的不同，以提供关于“李约瑟之谜”的合理解释。[!--empirenews.page--]
在一个徘徊在生存水平的经济中，千千万万个农业经济家庭，甚至手工业家庭的规模都是大同小异的，所有这些“马铃薯”的一切成果，终究不过是维持或高或低的生存水平，因而也只是构成或高或低均衡陷阱的生产方式。因此，个体经济单位不可能形成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所要求的临界最小努力。因此，比家庭更高层次的经济体，如领主经济、村落经济乃至国家的职能是否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产生不同经济发展结果的关键。而恰恰在这个层次上，西方与中国有着巨大的分野。
在西方封建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君主与地方领主的关系是典型的封建关系，即前者把土地分封给战争功臣和贵族，后者藉此画地为牢、割据一隅，形成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体。作为回报，君主要求领主和贵族在战争中效力，特别是在尚未形成常设国家军队的情况下，这种由封建主以骑士或者武装首领的身份提供的军事服务，以及招之即来的表现，是君主与领主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这种以土地为核心的财产与军事服务之间的互惠，或隐或明地以契约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也就奠定了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换句话说，这种统治合法性虽然常常也是脆弱的，但由于互惠互利关系的存在，总体上而言，可以被这种契约关系所保障。
获得分封土地等资源的领主，其财产权也具有同样的合法性，据此实现的经济增长和资源增值，也得到产权的保障。因此，领主是一个接近经济活动并从中直接获益的阶层，拥有促进领地经济繁荣的稳定激励。此外，即使是财产权利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为发展经济的激励。在许多情况下，外族的侵略和相邻领主的掠夺，都可能造成财产的损失乃至丧失殆尽。因此，以自己可能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筑建尽可能坚固的城堡，是保护私人财产的惟一有效手段。而无论是保家卫土还是攻城略地的能力，无疑都与庄园或领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从经济活动的角度看，教会与上述封建关系有诸多相似之处。教士们不仅孜孜不倦地抄写复制了宗教典籍，在那些印刷业不发达和普遍文盲的时代，还对古典科学和文化艺术的留存及传播，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值得一提，地方教会领导人的一个永恒的梦想，就是建筑雄伟壮观、持久屹立的教堂，其建筑过程不仅需要物质资本的积累，也是延揽、激励和培养人力资本的过程。一旦教堂建成，则意味着一个新的商业中心的开拓，对地方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甚至超过那些直接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
在这种制度框架下，精英阶层既可以通过为国王打仗获得分封，也可以通过成为地方经济组织者甚至高级僧侣扩大自己的财富，甚至通过抢劫或蚕食其他庄园的财富，及至进入统治阶级。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发展地方经济的强烈激励。
至此，一个与人力资本积累相关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也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既然君主与领主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一种互惠的契约关系，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根植于此，则没有必要形成一种机制，不厌其烦地要求领主表达自己的忠诚。这就是为什么在早期西方社会，没有形成一个像科举制度那样阻碍人力资本积累的制度的原因。
一旦有繁荣和发展特定区域内经济活动的激励，道格拉斯·诺斯所阐述的必要的制度条件，就会向着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支持生产性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发生工业革命所需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条件就可以得到积累。事实上，在特定的发展时期，它们已是万事俱备，只待合适的时间以及一点点运气了。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封建社会是非典型的。由于在较早的时期就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帝国，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除了在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时，如修筑防御性的长城和大型水利设施，需要动员全国力量、组织经济活动之外，并不直接介入一般的生产活动。而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只对中央政府负责，并且与地方经济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因此，经济发展只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经济活动的叠加而已。
虽然这种典型的小农经济(地主经济通常也表现为个体的佃农经济)具有较大的弹性和活力，许多制度形式如土地自由买卖等也有利于促进经济活动，但是，缺少一个直接利益相关且具有规模经济的中间层次来组织和激励技术创新，妨碍了物质资本的积累，从而阻碍了可以达到革命性突破的技术进步的形成。
更重要的是，由于皇朝与地方官员及士绅之间并不是典型的契约关系，而是威权式的层级关系，皇朝统治的合法性并不建立在与地方官员和贵族的互惠基础上。因此，建立一种封建意识形态和礼仪规则，辅之以君权神授的威权及中央军事实力，是合法性的根本和惟一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就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继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在隋唐时期形成以阐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效忠为惟一内容的科举制度，并延续一千多年之久，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种科举制度被看做是一个开放的官员选拔制度，也恰恰起到了把所有的精英(同时也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引导到通过科举独木桥进入统治阶层的作用。在这种精英选拔体制下，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论证皇朝统治的合法性以及自己对体制的忠诚，成为精英人才的晋升之途。而科学技术、工艺技能则都成为奇技淫巧，耻与人言。因此，科举制度把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本积累道路牢牢地堵死了。[!--empirenews.page--]
固然，生产活动中无时无刻不在产生这样那样的技术创新，作为一个人口泱泱大国，热心于科学探索的官员或士绅，甚至普通工匠也大有人在，对人类文明积累做出了诸多贡献。但是，知识分子的主流激励不在于此，直接知识的创造就是随机性的，间接知识的积累就是间断性的，不足以积累到科技革命的临界水平，自然也就不能在适当的时机激发出工业革命。
对中国和欧洲在前工业革命时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模式做出这样的宏观比较，就不难揭示出中国未能保持其早期经济繁荣和科技发展的领先地位、没有成为工业革命的故乡的谜底了。也就是说，在世界各地都处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中的时候，中国较早并且或许常常处在高水平陷阱中。而当欧洲通过从低水平陷阱到高水平陷阱的提升，进而逐渐为工业革命积累了必要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时候，中国反而没有进入这个发展阶段，错过了实现工业革命的机会。
二、两个“百年目标”
我们用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补充安格斯·麦迪森的历史数据，可以清晰地显示中国经济发展在数千年中的兴衰更替(图1)。在公元1000年-1600年之间，中国的人均收入大体上处于世界平均水平;至于经济规模(GDP总量)，1820年时竟占到世界的1/3。而正是在那个时刻，中国在世界经济“大分流”中落到了停滞的国家行列，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以及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人均收入水平都一路下跌。
图1 中国占世界经济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2003年及之前数据取自Angus Maddison， Contoursofthe World Econony， 1—2030AD， Essays in Macro-Economic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79， table A.4;p.382，table A.7;2004年及以后数据系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 worldbank. org/)记载的相关指标增长速度推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更是经历了无尽的内忧外患、经济停滞、民不聊生。在1820年-1952年期间，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22%和-0.08%，而同期欧洲的这两个增长率分别为1.71%和1.03%。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降到了最低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经济增长，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大政策失误的影响，由于排斥市场机制、过高的积累率、产业结构失调，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十分缓慢，不仅没有实现对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赶超，反而拉大了发展差距。中国终究没有搭上1950年以后世界经济大趋同的顺风车，经济发展失去了宝贵的30年，1978年农村尚有2.5亿人口未得温饱。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终于把自己在几个世纪“大分流”中的落后地位，逆转为向发达经济体的“大趋同”，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征程，并以成为世界第二位经济体为象征，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正如图1所显示，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由衰至盛的转折点，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水平，中国占世界的比重都迅速攀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及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也已经指日可待。
正是亲见了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中国人民有充分的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空谈，也不会仅仅流于一个励志的口号，而必然得到既扎实又迅速的推进。回顾一下从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到党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再到进一步将其升华为两个“百年目标”表述的过程，无异于书写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史，也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实现目标的自信心。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后期的时间中，邓小平都在反复调研、咨询和思考“翻两番”、达到“小康”、“人均收入八百美元”等目标的可行性。例如，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对发达国家及相邻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一系列考察之后，把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先是实事求是地修改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继而形成“小康”的概念。1980年又受湖北省提出的工农业20年“翻两番”设想的影响，形成了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构想。
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克劳森时，向对方介绍了中国计划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同时希望世界银行组织一次经济考察，针对中国未来20年面临的主要发展问题，特别要根据国际经验，为中国实现上述发展目标提供一些可选择性建议，并对这一目标做些可行性研究。遵照邓小平的提议，世界银行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团队，对中国经济状况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并于1985年给中国政府提交了一份题为“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的经济考察报告。这份报告采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论证了翻两番的可行性，这个报告文本也不胫而走，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广泛传阅。[!--empirenews.page--]
在充分调研、论证和经济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到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在接见国外客人时，阐述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党的十三大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GDP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GDP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21世纪中叶这个时间点所对应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因此，届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确立的两个“百年目标”之一。
2002年，党的十六大做出一项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决策：在原定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部署基础上，从“第三步”即21世纪上半叶的50年中，划出其中头20年(2001年-2020年)，作为“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以及“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2020年这个时间点对应的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因此，届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另一个“百年目标”。
包括邓小平拟定的“三步走”战略和两个“百年目标”，最终都可以统一在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总任务之中，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2年11月十八大闭幕之后的29日，新当选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时，首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称之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我们可以将“中国梦”作为十八大提出总任务的“百姓版”。
古往今来，每一个民族的老百姓都希望过上幸福、富足和安全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形成各国版本的“梦想”，因此，各国民众的梦想和期待无疑是相通的。但是，“中国梦”与其他国家提出过的梦想，也有着诸多不同之处。其中最根本之处，应该是实现梦想的途径和手段。作为一个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梦想者，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早在作为好莱坞动作明星成名之前，就期待着有一天人人能够拼出他复杂的名字。最终他成功了，无论在娱乐圈还是政界都风头甚健，成为真正的世界名人，讲英语的人们不少能够拼写出他的名字。这代表了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美国梦”。“中国梦”也是建立在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努力基础之上，但是，最吸引中国人民之处，则是这个梦想中的集体主义和共同富裕的理念。面对中国眼前的挑战，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并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是“中国梦”的必要且充分条件。
三、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
作为“百姓版”的“中国梦”，也有收入增长的定量目标。中共十八大报告在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方面的重大战略部署，顺应时代潮流，突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愿景。这个报告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方面提出的新愿景和新要求，立足于科学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眼于改善民生和包容性发展，体现了改革的精神，既鼓舞人心又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其中，关于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增长，以及民生改善等方面的宏伟愿景和战略部署，可以理解为包括目标、内涵和实现手段在内的具有时代特征、符合中国国情的“收入倍增计划”。
许多人会想到著名的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即池田勇人内阁制定并在1961年-1970年间实施的经济发展计划。日本经济在1955年完成了战后恢复，回归到战前的正常增长速度。在这个背景下，决策者希望制定一个鼓舞人心的计划，保持恢复时期的高增长率，更快实现对欧美经济的赶超。该计划旨在通过刺激需求以拉动投资、加快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以达到加快国民收入增长、提高居民就业和收入水平的目标。在这个期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0%以上，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经济总量超过德国和法国，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也大幅度提高。
正是因为日本经济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期所取得的高速增长和居民收入的改善，使得许多人对此心驰神往，希望中国实施一个类似的倍增计划，一跃而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在借鉴日本成功经验的同时，我们也要吸取其失败的教训，同时注意与中国的可比性问题。
虽然日本经济在这个时期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这种赶超战略也带来了通货膨胀，助长了政府过度干预的弊端以及投资过度等风险。可以说，这个计划的实施，也同时酝酿了后来的大幅度减速。此外，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并不能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相提并论，因而两国面临的发展制约因素也不尽相同。因此，中共十八大部署的这个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并非是对日本所实施过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模仿或复制，而是与中国所处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制约因素和主要任务相对应的。[!--empirenews.page--]
首先，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了经济增长的数量目标。党中央提出2010年-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即在2010年40.15万亿元的基础上，按照不变价格2020年达到80.3万亿元。这个目标十分鼓舞人心，也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即从2011年开始GDP总量只需以略低于年平均7%的速度增长即可达到。考虑到2010年-2020年人口增长率不会超过每年0.3%，如果GDP每年增长7.2%左右的话，人均GDP也可以翻一番，即在2010年4382美元的基础上，按照可比价格，2020年人均GDP达到8764美元，也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目标。
中共十八大设立的翻番目标，并不是十七大关于到2020年，在2000年基础上翻两番的简单重申，而是在过去十七大到十八大的五年人均收入已经达到更高水平基础上的更高目标。实现这个任务，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大幅度接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门槛的11906美元水平。这将为达到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目标，即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十八大报告并没有着眼于增长速度本身，而是强调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翻一番的目标。确定的量化指标为今后的经济增长留出了充分的余地，以避免用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实际上，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翻番，所要求的增长速度都低于以往10年乃至30年的平均增长率。
然而，在2010年基础上到2020年GDP总量翻一番，也并不是一个唾手可得的目标。根据我们的预测，潜在增长率从“十二五”时期开始，将呈现逐年减缓的趋势，在预测的最后一年即2020年，潜在增长率将下降到5.8%。要达到翻番的目标，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获得新的增长源泉是必由之路。
有趣的是，日本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出发点并不必然像后来所显示的那样，是为了达到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在当时的计划者中有一些人，本意却是根据战后恢复期高速增长完成后的新情况，制定一个更为稳定的增长计划。只是，最终拍板人倾向于推动一个更快的速度。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61年-1970年期间的日本经济最终实现的高速增长，终究是祸是福，尚无定论。而中国这个GDP翻番目标，却是与“十二五”规划预期的年均7%的增长率相互呼应的。
其次，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期待。在GDP总量翻一番的情况下，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就意味着对国民收入分配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做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而且在2020年之前的时期内，要做到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发展速度。只有依靠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结构中的比重，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人们通常说日本是一个收入水平高度均等化的国家，其实并不完全准确。从其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日本经济增长就越来越倚重大规模投资和扶持大企业，并以之作为主力军推进重化工业化。这样一种增长模式，也必然带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结果。实际上，人们之所以得出日本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的印象，是因为没有看到政府实施再分配之前的收入分配状况。事实上，1967年日本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375，经过再分配调节降低到0.328，改善了12.6%; 2008年初次分配基尼系数为0.532，再分配之后降低到0.376，改善幅度高达29.3%。
中国的“收入倍增计划”也给予收入分配高度重视，强调使全体人民更充分更均等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不仅需要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还要不断改善收入分配，缩小城乡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任务，针对在获得资源和享有机会方面的不均等、不公正、不透明——也是造成贫富差别、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特别强调了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四、现代化的涵义
如果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历史着眼，期盼在这个世纪中叶得以实现“中国梦”的话，实现现代化则是在更有共性的语境基础上，对中国任务的一种界定。一般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各国所经历的，或者努力探索的，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过程，就是所谓的现代化。而这一过程终究要以某些既定特征的出现作为完结或者阶段性完结的标志，表明一个社会已经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因此，现代化既是过程也是目标。
中共十八大表述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便是把现代化作为一个目标提出的。作为一种奋斗的目标，全面认识其内涵，既具有鼓舞人心的务虚意义，也具有引导方向和规范过程的务实意义。从学术的角度，揭示现代化特别是大国现代化所必需的要素，以及中国在趋近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中面临着哪些挑战，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过程，在预定的时间里达到目标。[!--empirenews.page--]
现代化内涵之一，即建设“富强国家”的目标，首先是以硬实力或综合国力为标志的。迄今为止，人们还是认为GDP是揭示一国财富水平和生产能力的最概括性指标。如果按照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增长速度，中国的GDP总量无疑将在较短的时间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是2016年，届时，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大约是美国的102%。当然，就人均GDP水平来说，中国才仅仅是美国的24%，仍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
其实，早一点还是晚一点，具体在哪一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不是那么重要。在1980年-2011年的31年中，各年度GDP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美国是2.6%，而中国是10.0%。如果这个差距持续下去，或者即使按照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假设一个中国经济的合理减速，中国对美国的超越终究也是会发生的。
联合国倡导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或简称HDI)把人均收入水平、居民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融合为一个指标，能够更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包容和分享程度。2010年，中国的HDI为0.663，排位在世界第89位，属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这个排位比人均GDP排位略微靠前。世界上也有其他一些国家，人类发展指数的排位比人均GDP靠前，意味着处于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可以根据优先顺序的调整，实现对人类发展水平的倾斜。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增长有所减速的发展区间，更加注重社会发展，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可以通过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更好地实现发展的目的。
最重要的则是，要汲取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相应阶段上的前车之鉴，防止非正常的减速，从而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此，沿袭旧路的保守策略是无济于事的。国际经验和教训表明，任何国家一旦进入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时期，一系列有助于打破贫困陷阱、跨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做法，都不再行之有效。改革阻碍生产率提高的制度因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消除涣散社会凝聚力的体制弊端，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容回避的任务。
硬实力的另一个标志是科学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随着成为经济大国，中国也加大了跻身科技大国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长期以来，我们的新闻报道常常会以一些技术突破成果，振奋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但是，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大国，在某些科技领域居领先地位这样的事实，并不足以显示中国科技在世界上的地位。另一方面，用一些更加综合性的指标进行评判，也越来越具有新闻效果，其中包括一些不乏更真实反映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努力、成就和不足的信息。
在1995年-2011年期间，中国的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以年平均7.3%的速度提高。考虑到这个时期GDP总量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就可以想象这些年中国的科技投入力度有多大。这种投入相应带来了许多显示性的结果，例如，中国发表的科学论文总数和专利申请数量都已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总量性指标固然有其说服力，但是，也有其局限性，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更深入的分析显示，在发表的论文和申请的专利被引用方面，中国仍然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例如，观察科学论文被引用量的国际比重与发表量的国际比重之比率，中国仅为科技创新最前沿国家瑞士的25%，甚至排在南非、墨西哥和巴西之后。
在大规模增加科技投入的同时，我们应该反思的是：科技投入的目的何在，科技创新的规律是什么，以及创新应该以谁为主体。英国《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bell)有一句很有针对性的话——“科学不是比赛。”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是为了经济增长有一个赖以持续进行的科技基础，这个基础的水平和牢固性不是金钱可以堆积起来的，而是要通过千千万万的个人、企业、机构的创新。
“创新”这个词，从其被经济学家熊彼特发明以来，就是与创造性破坏联系在一起，即创新有成功也有失败，创造中必然有毁灭。人们津津乐道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或浪潮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组织创新活动并使产品和服务商业化的方式。但是，这个新趋势不仅不会改变科技创新的创造性破坏性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性质。因此，科技水平是国家整体实力的表现，提升这种实力的创新活动，需要众多单个主体积极探索并承担后果。
国家软实力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内涵之一。软实力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提出并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有些学者建议，相对于军事力量和经济手段这样的硬实力，国家应该更多依靠文化和理念方面的软实力获得国际影响力。硬实力强调的是谁赢得经济战或者军事战，软实力则着眼于谁赢得了话语权。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有必要把硬实力与软实力综合运用，形成巧实力。后一观点得到美国官方的采纳。可见，对西方学者来说，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或者两者的结合，都是国际关系博弈中的手段。[!--empirenews.page--]
许多美国政治家和学者对于中国的崛起忧心忡忡。例如，在201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际，美国哈佛大学学者阿里森在媒体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和美国面临着一个所谓“修昔底德陷阱”。2000多年前，雅典将领、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指出，历时长久、后果惨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因正是雅典的崛起及其在斯巴达所引发的恐惧。阿里森还举出诸多其他历史事实，证明在大国关系历史上，的确存在着这个“修昔底德陷阱”。
面对西方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甚至恐惧，消除误解、增强共赢信心的做法应该依靠中国软实力的增强。在这方面，不在于谁有强硬的态度和说法，也不在于谁的新鲜名词获得一时的流行，更不在于谁家“鸟叔”的舞步被更多人模仿，而在于谁的规则被人认可，乐于被人遵循。其实，即便不涉及国际关系领域，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个增强国家软实力的任务。这里，民族文化的感染力和流行性固然是软实力的一部分，但是，一个国家具有更强的社会凝聚力，价值观获得广泛共鸣，话语权普遍得到接受，是更加实质性的软实力。软实力既是衡量现代化的标准，也会为国家的崛起创造更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
五、结语：爬坡与攻关
对于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欧美国家来说，技术进步是在前无古人的基础上进行的，每一步都是踽踽独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是经过缓慢而旷日持久的经济增长才达到的。相反，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越是后起的国家，则越是能够以更高的速度实现对先行国家的追赶。
例如，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归纳整理的数据，把中国与不同时期的“高速成长”大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增长率进行比较。英国在1880年-1930年期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9%。以1880年时出生人口预期寿命50年算，在这个时期，一个平均的英国人，可以在自己的一生中感受到生活水平提高56%。英国的这一增长表现，是对绵延数千年的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的第一次，也是最具革命性的突破。继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之后，美国成为又一个现代化强国。在赶超英国的过程中，即在1920年-1975年期间，美国的人均GDP增长率约为2%。以1920年的出生入口预期寿命55年算，美国人终其一生，生活水平可以达到近1倍的改善。与众不同的是，美国在随后的经济发展中，仍然保持了类似的增长速度，至今在世界上占有最强实力和最高生活水平的地位。日本是之后一个成功赶超先行者的国家，也是亚洲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在1950年-2010年期间日本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4%。以平均预期寿命60年算，1950年出生的日本人，一生中经历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将近10倍。但是，日本在199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表现乏善可陈，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举步蹒跚。
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改革开放把中国推进到高速增长的轨道。根据麦迪森的可比数据，在1981年-2011年的30年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6.6%，也就是说，中国人民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经历了近5倍的生活水平改善。以平均预期寿命68岁算，1981年出生的中国人将期望活到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如果过去的增长速度得以保持，终其一生，一个典型的80后中国人可以经历高达73倍的收入水平提高。
无论是进行横向比较，还是进行纵向比较，中国人迄今为止所经历的收入水平改善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然而，今后几十年仍然保持同样的增长速度，却是不太现实的假设。虽然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预测，2022年中国人口总规模在13.8亿的水平上达到峰值，此后绝对减少，从而有利于提高按人均计算的收入水平，但是，同样的人口因素，也将产生不利于今后经济增长的效应。即以劳动年龄人口和抚养比变化为标志的人口红利，已经于2010年开始消失，经济增长减速是必然的。
可见，中国经济已经达到的高度，既可以自豪地被看作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应该警醒地被看作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此以后，中国经济面临着增长的爬坡时期和体制改革的攻关阶段。在较高的发展阶段以及较大的基数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然遭遇边际难度递增和边际努力的效果递减的现象。随着国力的总体提升，中国在科学、技术、管理、市场成熟度及产业结构等方面，虽然与发达国家所代表的前沿水平仍有差距，但是，这个差距比之以往显著地缩小了，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所能够利用的后发优势，不再像此前发展阶段上那么明显。
这一变化有两重含义。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从此需要更加依靠技术和制度创新，依靠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惟其如此，今后的增长速度虽然会减慢，增长质量特别是发展的包容性完全可以更高。另一方面，正如后发优势理论的始作俑者格申克龙所发现的那样，后起国家在赶超过程中，倾向于政府过度干预、更多倚重大企业和产业结构不平衡，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格局，(11)因此，在后发优势减弱之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必然以艰巨的体制转型为前提。[!--empirenews.page--]
创新过程存在着失败的风险，产业结构调整也不会表现为所有企业并驾齐驱地实现升级换代。相反，越是创新和结构变革加速的时期，越是会出现优胜劣汰的情形，意味着那些因循守旧或者决策失误的投资者和企业，不可避免要被竞争的力量逐出市场。但是，在以创新促进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成为经济增长惟一源泉的阶段上，这样的发展结果是不容回避的。政府固然要着眼于构筑一个社会安全网，保护在竞争中暂时失利的劳动者，但是，绝不应该保护落后的经济行为，以致伤害创造性破坏机制。
竞争的艰难和失败的风险，可能促使一些企业和部门寻求保护，甚至试图阻碍必要的体制改革。而那些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体制障碍，也必然进一步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最终造成更严重的减速甚至经济增长停滞。因此，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局出发，必须突破显性和隐性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推进重要领域的改革，以获取人口红利消失之后所必需的制度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