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已于2012年开始减少，今后将持续负增长。据预测，2010—202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累计减少近3000万人。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低于8%却没有发生明显的就业冲击，也说明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利的人口变化趋势，通过就业扩大转化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做出了显著贡献。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一些经济增长动因会发生不利变化，我国潜在增长率会相应降低。据测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潜在增长率，将由“十一五”时期的10.5%，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2%和“十三五”时期的6.1%。较大幅度的下降，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由正变负直接相关，无疑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减少。

　　对于减速趋势，首先，不必过分担心。实现党的十八大制订的2020年在2010年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目标，只需今后保持年均6.9%的增长率。减速恰好提供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空间。其次，如果采取刺激需求的方式，试图把增长速度拉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将不可避免造成通货膨胀、产能过剩、背离比较优势等一系列问题，欲速则不达。第三，正确的应对之策是通过深化相关领域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可通过劳动、资本等要素供给的增加以及生产方式的转变得到提高。研究发现，在2011—2020年期间，如果城镇劳动参与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此间的潜在增长率能相应提高0.88个百分点;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可以把潜在增长率进一步提高0.99个百分点。

　　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最大潜力，就是通过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稳定农业转移劳动力在城镇的就业。目前1.6亿进城农民工没有获得城镇户籍，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完全，所以他们在城镇的就业并不稳定，并且通常在退休年龄之前就返乡了。改变这种状况，可使整体劳动参与率得到显著提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可以通过保持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而达到。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偏高，继续向外转移仍可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此外，通过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允许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让长期缺乏效率的企业退出经营，让有效率的企业相应壮大，也可以创造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有研究显示，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通过企业自由进出和竞争进行资源重新配置，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30%—50%。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减慢的情况下，发掘这个生产率源泉，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