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六大自由或权利，我们可以简称为意见表达权(当然，结社权也许不仅仅是意见表达权)。我国宪法很重视这六项权利，不仅如此，依据宪法的规定，我国还制定了许多相关法律以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

　　人之所以为人，或者说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能够有“意见”。承认人有“意见”，是承认人为人的关键。在人类社会秩序里，在所有的动物中，我们只承认人有“意见”，而不承认动物有意见。所以动物保护主义者们尽管日日呼吁我们要保护动物，但也只是要求我们让它们吃好喝好别伤害它们而已，从没要求我们尊重它们的“意见”。既然承认人有“意见”是正常的，我们就得承认人有表达意见的权利，这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承认人有意见及意见表达权，就是把人当人，而不是当成能发声但无意见的动物。因此可以说，是否真正承认和保护人权，应看看你是否承认人皆有意见及是否保护人的意见表达权。

　　毫无疑问，生存权是我们的首要人权，没有生存的权利还谈何其他的权利，谈何人权。生存权是人的其他任何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生存权和以往任何社会的生存权完全不同，原因就在于我们现在讲的生存权是指全体劳动人民生存的权利，而不是个别人或者某阶层人的生存状态。但是，如果我们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进行考察，可以说人权观念似乎不是从生存权开始的。在历史上，“统治阶级”曾长期把我们同类中的某些人视为“会说话的牲口”，如古时奴隶制、封建农奴制等皆是如此。“统治阶级”为了让奴隶、农奴好好地干活，一般也重视他们的生存，但谁也不敢说他们因此就享有了人权。因为“统治阶级”并不承认他们有自己的意见及意见表达权。只有当国家施行法律开始承认尊重意见及意见表达权时，才开始有了“人权”的观念或概念。甚至在承认“士可杀不可辱”原则的情形下，在承认“不自由勿宁死”原则的情形下，让人体面地丧失生存权，仍可以说没有否定他的人权。比如今天各国纷纷采取的极为人道而无损尊严名誉的方

　　式执行死刑，又如当今许多国家也有共识的“安乐死”，再如让死囚体面地留下遗言使其合法的遗愿得以实现等等。

　　在此我不由得想到一个也许是比较极端的例子。早在1920年，留学法国七年之久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张竞生，向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兼督军陈炯明递交了一份报告，建议中国限制人口，实行避孕节育，提高人口素质，并首先从广东实行。本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目前的人口现状，确凿地证明了这份报告价值连城的分量，遗憾的是陈将其扔进了垃圾堆，并骂他是“神经病”。如果这份报告即使当时由于战乱不能被采纳但后来能引起人们重视的话，那么中国目前花大力气解决生存权的问题也许就不是问题了。这个例子说明重视人们的意见及意见表达权，对于生存权具有多么重要的促进作用。

　　让每一个人都能真正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需要，是人权的需要。我们可以说，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主要体现为人类表达权方面的进步。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与奴隶主、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到后来的妇女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到现代的反对种族歧视等等人权运动，哪一个不是以众多的处弱势地位者争取更大的意见表达权为内容的?

　　历史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对于政府而言，生存权不仅是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必须首先而为之的事情，同时也是广大民众最为关注的事情，因为解决十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对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其人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继续关注和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生存权的同时，我们也要更加致力于经济的、社会的、表达的等方面的基本权利。中国人民通过艰苦的革命斗争，结束了一小撮统治者独占意见表达权的局面，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这为保障人民的意见表达权创造了前提。当前最重要的是通过法律规范，疏通和保障人民群众实现表达权的渠道，创造一种“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团结一致又心情舒畅”的社会局面。

　　因此，通过进一步保护和促进意见表达权，我们将能够大大促进社会主义人权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