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邯郸市为重点企业设置专用车牌的做法和许多其他地方类似的举措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乃至批评。也许质疑者、批评者们不一定都能明确和详尽地说出自己质疑、批评的理由、根据，但人们明显地感到这些做法和举措不妥，感到这些做法与自己潜意识中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符。

　　从法治原理考察，这些做法和举措确实是错误的，违反了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甚至违反了法的明文规定，尽管推出这些做法和举措的人的目的、动机可能是好的和善良的。

　　首先，这些做法和举措违反了法的平等性原则。平等当然不是绝对的：法治允许给特定人设定某些特定优惠待遇，也允许给特定人设定某些特别限制。但是这些特别“优惠待遇”和“特别限制”必须符合正义标准，否则即构成“特权”和“歧视”。例如，你不能因身份———富人或穷人、官员或平民等———免除某人因违法而受罚，无论是刑罚或行政处罚，无论是重罚或轻罚。人们可以给予老红军、战斗英雄等免票乘车的优惠待遇，给予依法纳税的“纳税大户”以办理纳税手续的各种方便条件的优惠待遇，但任何人不能给予老红军、战斗英雄、“纳税大户”违法、犯罪不受罚的特权。我国刑法和行政处罚法都有对特定情形的违法人可以或应该从轻、减轻，乃至免除处罚的明确规定，但这些特定情形都不包括身份。又如，根据正义标准，你可以给予特定人工作所特别需要的特别待遇，如给人民警察的警车配置警灯、警笛和给予其过交通收费站的特别通行权，这些都是人民警察工作的特别需要，但你如果将这种特别待遇给予老红军、战斗英雄或“纳税大户”，就是制造身份特权。另外，根据正义标准，政府也可以对特定产业发展或环境保护事业给予某种特别的政策优惠待遇，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有功人士给予奖励，但如果政府动用警力为这些有功人士提供专门保护，甚至给其子女中考、高考加分就是制造身份特权，违反了正义标准。

　　其次，这些做法和举措违反了法的民主性和正当程序原则。民主和正当程序当然不意味着政府的任何决策都需要经过人民代表机关的讨论或同意，都要经过公众参与的程序，现代政府通常都享有广泛的行政自由裁量权。但是，根据现代民主原则，政府如果要动用纳税人的钱为特定人设定某种特别权利或待遇(如警力专门保护)，政府要免除特定人的法定义务(如减免税负)，政府要豁免特定人违法的法律责任(如减免刑罚、行政处罚)，则必须经过人民代表机关的讨论或同意，必须经过一定的公众参与程序。否则，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就无以维护，公权力扩张和滥用的势头就无法遏止。

　　再次，这些做法和举措违反了现代法治要求的“有限政府”和依法行政原则。“有限政府”当然不是要求政府管事越少越好，“有限政府”应同时是有为政府。但“有限政府”要求政府不要干预可以和应该由市场调节、社会自治处理和解决的事项，政府只应负责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可以和应该有为。如果政府不把精力放在提供“公共物品”上，而过分注重GDP的增长，为GDP增长而招商引资，为招商引资而为大商户、大企业主设定特权，就改变了政府的本来角色和应有的职能。现代政府可以和应该适度干预经济。

　　但是政府如果把经济发展作为其主要目标乃至唯一目标，甚至为发展经济不择手段(如为特定相对人设定特权)时，法治政府就可能变成专制政府，有限政府就可能变成全能政府，依法行政就可能变成依长官意志行政。

　　最后，这些做法和举措也违反了现代法治要求的利益协调和平衡原则。法的重要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协调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实现社会和谐与平衡。现代法调节和平衡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利益适度向弱势群体倾斜，如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穷困大学生减免学杂费制度等等。而当下某些地方政府推出的为特定相对人设定特权的制度是完全与现代法治要求的利益协调和平衡原则背道而驰的：纳税大户有那么多钱，你免他的交通过路费干什么?你给他免费医检、疗养干什么?他们对此有何需要?政府无非是想让这些“成功人士”在社会公众面前显露一种特权，使他们心生一种光荣感、优越感，以激发他们进一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诚然，政府通过这些做法和举措可能(但也不一定)实现这样的目的。但政府是否想到，你实施这些做法和举措可能使另外一些人———一般社会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心生不平，心生一种挫折感、乃至愤怒感，从而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

　　任何政府决策、任何社会制度，通常都会有利有弊，有得有失，但利弊有大小之分，得失有多少之别。政府在推出某一决策和制度之前，一定要进行利弊得失的分析论证。像上述政府为特定相对人设定特权的决策和制度，如果相应政府在推出之前进行过认真的利弊得失分析论证，人们可以预期，它很可能就不会被推出，相应政府很可能会自动进行“人工流产”，而不至于让它顺利产出，给社会带来种种消极作用。 出处: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