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感谢许章润教授的慷慨授权!

　　常有人批评儒家的生命智慧与人生理想太过高远，而现实人生总是不尽人意，更郑重指陈新儒家的“致命伤”在于未能开出“新外王”，好象“老”儒家的内圣曾经成功打出过“外王”似的。而事实是，儒家所向往的儒教国家大同世界，如同哲学家的理想国宗教家的“上帝城”，从来就不曾在尘世出现过，恰象所谓的“基督王国”一直是高悬的理想不可即的未来一样。回头一望，儒学与基督教所成就的真正凡业，如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慈悲，不是别的，只是对于东西人民几千载的教化，经由漫漫逆途中此一教化的感化和高悬理想的标示，它们鞭策生命中那一丝向上与向善之心不绝如缕而发育光大于横通人类全体，它们因此而为各自文明提供了初始基石，成为各自文化里的意义泉源。所谓“万世师表”，当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孔子的伟大处，便就因为他是一个体贴人情世故，以平常人的平常心诲人不倦、启人心智的“民办教师”，将悲悯与担当尽付于日常的洒扫应对，在含泪的微笑中把世事人情都看透了，都讲清了，都做够了。临终一叹，多少知不可而为之的欣慰与憾恨尽在此不言中。如同基督乃感时伤世，不平而鸣，以一死醒人的行吟诗人。至于尘俗事务，至少儒学从来不曾，不想，不愿，也不可能一手尽揽。以“儒教徒”自标，闹得凶的，可能恰如知堂所言，乃“未必有儒家思想而挂此招牌之吃教者流也。”(《谈儒家》)。而真正使儒学自内腐化不齿于世的大敌，不是“打倒孔家店”的热血单纯青年，而是别有用心“尊孔读经”打躬作揖装腔作势如袁世凯辈。

　　另一面，传教士奔走列国，汲汲惶惶，异国他乡的晨钟暮霭中由是增添了一缕烛光，几声颂祷，三两坟茔;十字军东征万里，铁马金戈，空留下白骨如山，扯碎春闺梦。到头来，留在乡人嘴上的唯剩“耶酥爱我白白脸，我爱耶酥大洋钱”两句 (沈从文《长河集》)。落日楼头，雁叫声里，彼情彼景，此事此理，都说明了人力的徒劳，不过是在落英纷披的无言逝水上再添一片时光的秋叶，于秋声萧瑟的月夜复续一阕安魂悲唱，徒使后人复哀后人而已。道理很复杂事情却很简单，要是孔子和耶酥连“外王”也包办了，其他人吃完饭做什么?!要是耶酥连孔子也包办了，这世界也太单调了吧!单调的世界不足以框涵复杂的生活，而丰富多彩本是造物的原意，人性之天然。天意不可违，法意自己作不了自己的主，人意则常常靠不住。包办得了吗?!

　　不惟如此。基督教这一意义源泉，其在近世的最优胜处，便是孕育和催逼出启蒙思想与理性精神，所谓你本源于尘土，虽然你立于尘土。人的理性正为“神性的流溢”，人世不过是神世的殖民地，神世乃人世的艺术品。这正象儒家超越的君子理想、强烈的现世关怀与悲悯的道义担当，恰将超越世界与现象世界打成一片，而为“打倒孔家店”的志士仁人们“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担当提供了精神远源。

　　今日来看，即便是“新学人士”，其“德先生”“赛先生”洋标签的“集中意识”里层，也实深蕴有“明道救世”“格物致知”的深层“支援意识”以为配合，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意识”藉此“集中意识”，始沛然如春水般涌流。而这，才是他们真切的生命激情之所自，才是他们冲决一切网罗、不破不立的道德勇气之所倚。拨雾见日，胡适之与梁漱溟们，乃为真正的同志，相反相成的盟友。明暗之间，凸显出一个罹难重重、绝处逢生的古老文明，慨然正视自身黑暗，毅然拥抱自身光明的伟大的集体反思意识与反思能力。

　　至于忙着受洗过圣诞啃“比傻”以为“白领”的西化小生，口口声声，不是“爱利恶德”，就是“列位石头”，“父呀”“父呀”的想在教堂里安个户口，则与此两界皆不挂搭，所谓不入流者也。再说，人家真心允许你姓“赵”吗?不然，怎么同处一地，奉同一上帝，“白人”和“有色”人种却各有各的教堂呢!黑人兄弟说上帝本来就是白人，活该我们倒霉，怕不只是玩笑吧!时贤有倡“以基督教精神救中国”的，笔者不免就想，此乃以什么什么“主义”救中国的世纪末版，一厢情愿，为人作嫁，其言若行，则吾土匹夫匹妇又要“流离失所”，吃尽苦头了。“主义”不曾救得了我们，这“精神”竟是仙药不成!对十二万万人的自家生活与生命无一丝一毫温情与敬意的体贴, 连自救也说不上!

　　这个世界远不美好。当我们说世界美好时，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们共同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种种缺陷与罪恶，而彼此体贴和分享那一份微含楚辛的休戚与共的人类手足之情，明白我们的渺小、有限和无能为力，在为生计而挣扎的同时，恍然于起高楼宴宾客的世事的虚幻与荒诞，从而，我们说留恋这个世界，实际仅指撇不下这份心意感通的体贴和彼此关护的同情，在知不可而为之的互勉中，于对人事的温习中温暖了人生，将对命运无常的恐惑消隐于勇敢履行日常世俗使命的庄严生命过程，而在求将现世善作人文安排的辛劳努力中赋于历史以人文意义。通常所说的世界或生命的“意义”，说穿了，便就这么一丁点儿。

　　再进一层，形而上的，如果说哲学是对于存在本身的永恒焦虑的话，这焦虑便就是“意义”了，便也就是“价值”了。我们临风吟啸，酬唱宴飨;我们月下冥思，拈花微笑;我们心意躁动，呼儿嗨哟，大红灯笼高高挂;我们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看一江春水向东流;甚至于，我们撕砍拼杀，血流成河，难兄难弟白发相逢在异乡，都不过是将这“意义”渲染出来分享，暂时驱除深埋于心不绝如缕的生之凄惶死之恐惑，从而，在生死间的紧张长旅中，自慰而自卫的外在形式。所谓“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所谓“早知世界由心造，无奈悲欢触绪来”(静安语)，在在道出的都是人类这一可怜可敬的种系两难于生死间的孤独与敏感、无奈复凄惶、失助而又渴望。至于世界或生命本身，无分等级，无分东西，存在等于虚无，焦虑就是存在，并不因此而有任何增删。

　　毕竟，雕栏玉砌，肥马轻裘，挡不住日月如梭，雨打风吹去。所谓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是少年诗愁，青年油嘴，中年调侃，老年无奈，临撒手前的觉悟;小人物的活法，大人物的说法，居庙堂者的进招，处山林时的退路;看破后的积极，未看破时的消极;中国人的旧思路，西洋人的新知识;儒家的超越情怀，基督的俗世精神。从而，千门万户，透过春草秋水，冬雪夏雷，在万丈红尘处，或有于劳生息死的泪眼迷朦中，对世界与生命心怀怵惕，保有一份温情与敬意。

　　这温情与敬意，就是我们的活命根子。

　　一九九七年四月于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