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起草《瑞士民法典》的欧根·胡倍尔教授，怎么也没有想到，由他创立，并在《瑞士民法典》中得到了确认的一般人格权，在21世纪的中国已经惨遭肢解。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还得从头说起。好，就从欧根·胡倍尔教授创立一般人格权说起。

　　在民法的历史发展上，原本没有一般人格权的概念，法律都是规定具体人格权。例如，最先出现的是生命权、健康权等的法律规定，后来民法陆续确认了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等权利。直到《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制订的时候，人们还是在研究究竟应当规定那些具体人格权，并没有考虑在一般人格权之上，还应当有一个什么抽象的权利。

　　生于1849年，卒于1923年的瑞士伟大的民法学家欧根·胡倍尔教授，在1892年接受了联邦政府的委托，着手起草一部民法典的草案，至1899年初步完成。经过讨论和修改，这部法律在1907年通过，1912年正式实施。就是在这个起草的过程中，胡倍尔教授发现了一个现象，这就是在众多的具体人格权之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一般权利的概念，就是这个一般权利的概念，统帅着、指导着、包容着所有的具体人格权，并且这个一般权利还在继续创设新的具体人格权、补充具体人格权立法的不足。这个一般的权利，不是别的，就是一般人格权。胡倍尔教授坚决地将他的这个发现写进了民法典草案之中，为此专门在民法典中设立“人格的保护”部分，旨在确认和保护一般人格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权观念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民事权利的保护也受到了特别的重视。战后德国在基本法中，明确规定尊重并保护人类尊严，任何人都有自由发展其人格的权利，承认一般人格权。鉴于《德国民法典》上没有规定这一一般权利，法院通过判例，援引宪法的规定，确认在民法上保护人格尊严即一般人格权。战后日本也在宪法中作出“凡国民之人格，均受尊重”的规定，并且相应地修改民法，确认一般人格权。后来各国通过修改民法典或者发布判例，普遍承认一般人格权，并在实践中予以法律的严格保护。

　　从一般人格权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从这一抽象的权利产生的那一天起，一般人格权的含义和功能就是完整的、明确的。这就是：一般人格权的基本内容，就是人格尊严、人格独立和人格自由三位一体的完整结构，其中人格尊严是一般人格权的核心，在立法上，凡是讲到“人格尊严”的，就是指的一般人格权。一般人格权的基本功能，都概括为解释功能、创造功能和补充功能。解释功能是指对具体人格权的法律解释，必须遵循一般人格权的基本精神，凡是违反一般人格权对具体人格权进行的解释，一律无效。创造功能是指依据一般人格权的原则，在某一项人格利益成熟起来，能够具有独立的地位时，可以创设成为新的具体人格权。补充功能是指在法律对具体人格权的规定不足时，可以依据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对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其他人格利益予以保护。

　　在我国，《宪法》早就对“人格尊严”做出了规定，但是，人们并没有在民法的意义上去认识它、理解它，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认为这是对一般人格权做出的宪法确认。因而在制订《民法通则》的时候，将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一般人格权的概念，竟然放在关于名誉权的条文之中，使之成为了名誉权的具体内容和组成部分。在人们认识到了“人格尊严”就是一般人格权的代名词的时候，终于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做出了保护人格尊严的法律规定，明定侵害人格尊严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我国立法已经对一般人格权有了完整、准确的认识，并且在对其进行保护上有了基本的规定。这一规定的基本含义包括：一是强调对一般人格的尊重，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人格;二是对一般人格利益的保护，即对需要法律保护但具体人格权没有概括的其他人格利益遭受损害，可以依据法律对“人格尊严”的规定，进行司法保护。可以说，《消法》对一般人格权的规定，是基本上准确的，适当的，较为完整地体现了法律对一般人格权保护的精神。

　　现在要说到的，是司法解释对一般人格权的肢解问题了。就是这样一个好端端的一般人格权，在好心人的手上，却被人为地分成了两段。一段叫做“人格尊严权”，一段叫做“其他人格利益”。前者见于《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后者见该解释的第一条第二款。前者被称为“权利”，后者被称为“利益”。就这样，一般人格权身首异处，惨遭肢解。呜呼!一个抽象的权利，被人为地搞成了这个样子，叫人如何理解、如何掌握、如何适用呢?

　　这样的结果是严重的。首先，人格尊严是抽象的权利，在这里却变成了具体的权利，成了一个与名誉权、肖像权等具体人格权一样的、处于同等地位的具体权利，这就等于抽掉了一般人格权的灵魂。将人格尊严从名誉权中解放出来，应当恢复其在具体人格权中的统帅地位，结果还是将其作为一个具体人格权来对待。用北京的土话说，这就叫“瞎耽误功夫”。其次，否认了人格尊严在具体人格权中的统帅地位，一般人格权就不再具有对具体人格权的解释功能，也不会再依据一般人格权创造新的具体人格权了。在“人格尊严”的后边加上“权”字还是不加“权”字，结果大不一样。再次，在人格尊严之外，再加上一个不伦不类的“其他人格利益”这样的概念，生生地将一般人格权中的应有之义割裂出去，不仅使人格尊严的内涵受到了损害，就是在适用法律上，应当依据什么规定对这种“其他人格利益”进行保护呢?[!--empirenews.page--]

　　我历来主张法院要有适当的“造法”功能，当然这不是直接创造法律，而是通过判例和司法解释，对法律的适用提出创造性的意见。但是，这种创造要尊重法律，尊重法理，不能任意而行。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这样一个极好的司法

　　解释中，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当然是微不足道的，瑕不掩瑜。但是，在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上，哪怕有一点点的错误，都不应当允许。是不是这样呢?

　　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不知道会不会被误解。

　　(转引自检察日报正义网“杨立新签约评论”，2001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