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暴力抗法”事件屡见报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据了解，今年以来，仅北京城管人员遭遇暴力抗法76起，89人受伤，甚至有执法人员被所谓“不法之徒”打伤，以至刺死。我们对因此而献身的执法人员抱有痛惜之心，因为毕竟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它对于每一个人只有一次。但理智又告诉我们，需要寻找事件发生的原因，惟此，我们才能远离“沉痛心情”，不致一痛再痛。
对于暴力抗法，有人主张要加强执法人员的防护装备的配备，以便更好地保护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从生命的价值来看，执法人员的生命是可贵的，需要保护。但在我看来，我们总不至于思维方式简单到如此地步，以为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增强防护装备属于消极的防护，而不是对问题积极的解决。需要检讨的恐怕是我们执法的方式，因为暴力孕育着暴力，不义会繁育更多的不义。
还有人认为，城管屡遭暴力，源自执法地位不明;因无专门法规，导致城管队员执法缺乏依据;执法手段少，除了暂扣、罚款、没收无计可施。在我看来，这至少不是事实，小摊小贩见了城管纷纷逃避，说明他们心里很清楚城管的执法地位;暂扣、罚款和没收已经足以实现城管执法的目的，除此之外，还需要什么其他手段?莫不是还需要限制人身自由的拘留。而经常进入人们眼帘的是，暴力执法引来暴力抗法。
坦白地讲，暴力抗法中确有不法之徒，甚至可能就是歹徒。但人没有天生就是恶人的，如果不是环境所致，没有一个人想去做恶人。依我看，除了少数“蓄谋以久”之外，行政执法中遭遇暴力抗法的情况，大多属于“激情违法”或“激情犯罪”。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引发激情的原因无外乎两种：一是“暴力”者遭遇到了“粗暴”的对待。你执法者以暴制暴，我被执法者也就以暴抗暴。二是“抗法”者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郁积在胸形成不正常的心态，以致遇有冲突便会“引暴”。
对于愈演愈烈的“暴力抗法”事件，一些政府部门开始寻求解救之方法。如广州、深圳等城管部门采取“现场抄摊不如当场拍照”，“现场取缔改为现场取证”的办法，以减少与被执法者之间的正面冲突、直接对抗，不失为一良策，值得推广。但暴力抗法涉及到心理学、社会学等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上述措施或方法只解决了“以暴制暴”带来的“以暴抗暴”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应当说，一个人摆个小摊，做点小买卖以维持生计，既不是偷，也不是抢，属于正当谋利，具有着无可质疑的正当性。我想许多人是这样想的，然而这种正当性却为我们的法律所不容，以至于这种正当性的活动被称为“违法”。针对此种情况，恐怕这时我们所应做的不是去指责这些小摊小贩们为何“违法”，更不应用粗暴的手段对待这种所谓的“违法”行为，而应当检讨的是我们的“法律”。因为贫穷毕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是违法，更不能作为犯罪对待。为了生存做些小买卖应当为我们所理解：事实不是立法者大笔一挥所能改变的，相反应得到法律的重视，怎样能够生存下去，逐步去消除贫穷，也就是说，应当创造的是改变贫穷状态生存的条件。否则，贫穷没有消除，却会增加贫穷者对社会的抵触、不满、愤怒和怨恨。由此也就会埋下“暴力抗法”的种子。
我不知道，城里人，尤其是当政者们是否想过，一个外地人，尤其是农村人来到城里是否能够生存。这方面，城里人(包括我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但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你摆个小摊，要办理营业执照，缴一笔费用那是免不了的;你搞经营活动要租个门面，至少要有一个摊位，免不了要交房租或摊位费;哪一个小摊贩又没有过被强索管理费或强取所营货品的经历，最后，小本经营可能还要缴纳不菲的税费。这还是经营者们所直接要面对的，至于间接的(对于他们来说则绝对不是间接的)房租、暂住证等生活开支，则是一个无法计算的“黑洞”。任何一个在这种状态下的经营者，几乎就是“挣扎”在生存线的边缘。因此，城管执法人员的罚款、没收，甚至抄摊、砸摊，无异于剥夺其“生存权”，能不引发“暴力抗法”才怪呢!
也许有人会说，农村人不在农村好好呆着，跑到城里来干吗?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他仅有的口粮田不足以维持其生存，甚至他的土地已被政府征用了，他不往城里跑又到何里去!况且，任何人都无权不让农村人进城，城市乃所有人的城市，非城里人的城市。因此，在一个追求平等的社会，对农村人我们需要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宽容，需要去除社会的暴戾之气。
其实，暴力抗法折射的是普遍存在深层的社会冲突。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分离，造成工农差别、城乡差距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改革开放逐渐在破除城乡之间的界限，禁锢人身自由、限制人们流动的种种樊篱被逐步消除，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是必然结果。这些农村人一无资金、二无技艺，只能做些小本买卖，聊以谋生。长期城乡分离的歧视性政策，已然在他们心里埋下了怨恨的种子。进城后，贫富悬殊、城乡差距自然使他们会产生心理上的落差，再加上城里人的白眼，很可能会造成心理失衡。如果我们的制度再不为其提供一线生机，暴力抗法事件就会层出不穷。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暴力抗法”是在考验着政府的政治智慧，断不可简单处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