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商业贸易活跃频繁。都城汴京有“大货行”和“小货行”一百六十多行，入行商户六千四百余家。商业活动一破唐代“市”、“坊”界限，同一行业已经分散到各处。营业时间不受限制，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农业的集市贸易和朝廷的海外贸易都较前发展。货币流通量增加，出现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南宋偏安一隅，全国的经济重心从北方移到了南方。商业及对外贸易有进一步的发展。都城临安的人口达一百二十多万，城内商店林立，所售物品极为丰富，“每一交易，动即千万”〔1〕。对外贸易额大幅度增加，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时， 市舶司年收入达二百万贯，为北宋时的三倍。到绍兴三十二年，仅泉州、广州两市舶司的净收入达二百万缗，约占当时南宋年度财政收入的二十分之一。两宋商业之发展，也使商事立法更加详备。

　　一、两宋的市场与市场管理法规

　　(一)市场与榷场

　　1.两宋市的发展

　　两宋时期城市商业区有了长足的发展。太祖乾德三年(965 )诏令：汴京夜漏三鼓前不禁行人。真宗时取消夜禁，商业活动日夜进行，有所谓的晓市、夜市和鬼市。除汴京和临安外，长江、运河沿岸交通要道上的商业性城市如成都、建康、镇江、扬州等，和乡间市郊源于草市的墟集——商业性的集镇也都蓬勃发展起来〔2〕。海外贸易空前繁荣，《马可波罗游记》：“当时的泉州港是世界的最大海港，贸易要超过亚力山大港或他港百倍以上”。

　　2.两宋“榷场”的设立及其作用

　　所谓“榷场”，即在西北沿边地区和淮水流域设置的官办贸易场所，宋初即采取榷场的形式对辽、金、西夏贸易，一方面是为了由此获利，另一方面则是从政治、军事角度出发，控制物资的外流。以此来保证其政治上的安全。在海外贸易方面也利用“榷场”的形式加以控制，并颁布一系列法令，禁止榷场贸易以外的任何同其他民族的民间商品交往(主要是当时的敌对国辽和金)。

　　宋初，已在“沿边市易”。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 )和淳化二年(991)分别在北方边镇等地各置榷场，与辽贸易。由于战争关系， 榷场时开时禁。“澶渊之盟”后，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榷场贸易也开始了新的发展。《宋史·食货志》载：真宗景德二年(1005)规定：“平互市物价，稍优其值予之。”因此，“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在同西夏和平交往中，也曾采用榷场形式贸易。

　　至南宋， 仍以榷场形式控制同金的商品交易。 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以后，在与金交界处广置榷场，并形成了榷场管理制度。依客商所携货物种类和价值而有不同的交易规定〔3〕。

　　(二)均输法与市易法

　　宋代商业资本活跃，不再局限于城市，日益向农村的集镇、集市辐射。大商人拥有十万，乃至百万财产的人越来越多。由此衍生出一批商品交换的中间人——牙侩势力，以及专门包揽商税的“揽户”，他们通过各种投机活动，积累了雄厚的资财。由于传统“重本抑末”观念的趋使，商人拥有雄厚资本后即大量购置田土，由是加剧了土地兼并的进行，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因此朝廷同历代统治者一样，也奉行着限制商业资本的政策。所不同的是更多地采取法律的手段来加以限制。至北宋中均输法既是在此种形势下产生。

　　1.均输法

　　均输法初始于王安石变法时期，由吕惠卿起草完成。它的制定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保证京师物资供应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进一步限制大商人的投机活动。

　　汴京是皇室、贵族、大小官员聚居的场所，京城内外又驻扎了数十万军队，因此成了一个空前巨大的消费都市。为了保证供应消费，曾在太祖建隆年间设置了发运司，专门主管运输集中于长江下游的物资到京城。但是，由于发运司的权限不大，对京师与地方的物资状况不了解，往往供需严重脱节，结果造成了农民负担的加重，京师的供应也因此受影响。于是富商大贾便趁机而入，控制市场，获取厚利。

　　为纠正上述弊端，神宗熙宁二年(1069)七月十七日发布均输法，规定：发运使总掌东南六路财赋，同时主管茶、盐、酒、矾税收，付以钱货，便于灵活运用。还规定：发运司要了解京师的库藏情况和需求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征购各项物品，以供京师。官府欲以此限制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故受到了商人们的极力反对。从均输法发布之日起，他们就大造舆论，据范纯仁《范忠宣公集·奏议卷上》“奏乞罢均输”中说：均输法“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米之利”。《宋史·食货志》亦言“不免夺商人之利”。《东坡七集·奏议》卷一“上皇帝书”也说“豪强大贾皆疑不敢动”等等。说明均输法触及到了大商人的利益。但是，由于均输法仅实施于东南六路，且限于对汴京的物资供应，因此，对商人资本活动的限制，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是到了市易法颁布后，商人资本才受到较为有效的控制。〔4〕

　　2.市易法

　　王安石新法之一。神宗熙宁五年(1072)始定。起因于大商人依靠经济实力把持各个商业行会组织(即所谓的“行”)，并勾结官僚势力，将官方的各项采购供应转嫁给中小商人或无权势的商人。他们采用“较固取利”(垄断市场，独占贸易)的手段，垄断市场的各项交易，极力压低购价，抬高售价，从中谋取高额利润。结果造成中小商人的赔本破产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困难。市易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颁行的。

　　神宗熙宁五年三月，魏继宗上书，要求设立常平市易司，并选拔守法商人帮助，以平抑物价。“贱则少增价取之，令不至伤商，贵则少损价出之，令不至害民。”一方面将“开阖敛散之权”从大商人手中夺归于官府;另一方面则从平抑物价当中，官府分得部分商业利润，而有助于国家财政。朝廷遂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汴京设立了市易务，神宗诏令拨钱一百万贯，作为京师市易务之本钱，以后改京师市易务为都市易司，成为总的机构;在边境和重要城市分设市易务。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载“市易法”共有十二条目，总括内容大致如下：

　　一是有关市易务的组织。市易法规定设有监官二人，提举官、勾当公事官各一人。另有行人和牙人，由招纳的京师行铺和牙人充任。监官、勾当公事官进行“平价”收购一些滞销的货物，行人和牙人担当货物买卖的具体工作。

　　二是有关“契书金银抵当”和“结保赊请”的条目。规定担任监官、勾当公事官的大商人，必须“以地产为抵押”，才能借官钱，同时要付年息百分之二十。市易务的行人也要自报家产或借金银作为抵押，五人以上结成一保。一般行贩亦可结保向官府贷钱。这种以地产金银抵押和结保赊请的做法，旨在保证官钱的偿还和防止官物的损失。市易务根据各行铺抵当的产业多少，将收购的货物均分赊请给各行辅，由他们售卖。在半年到一年内，将钱偿还市易务，另加利息半年百分之十，一年百分之二十。过期不还，每月另加百分之二的罚金。

　　三是有关“贸迁货物”的规定。外来商人，如愿将无法脱手的货物出卖给官府，许其到市易务投卖，如果客商愿意折合官府的各种物品，亦听其便。

　　市易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商人的投机活动，使大商人控制物价的现象有所缓和，外来商人和城市小商贩及居民亦避免了过多的利益损失。客观上为商业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商税也因商业繁荣而有所增加，这对官府的财政也大有助益。

　　据《名公书判清明集》辑宋律佚文，其时处罚违法交易的规定，大致如下：

　　“违法交易，钱没官，业还主”。凡“交易诸盗及重叠之类，钱主知情者，钱没官;自首及不知情者，理还。犯人偿不足，知情牙保均备(赔偿)。”“交易，钱止一百二十日为限”。(一切交易，物价限一百二十日内交足，逾期未足，所有权仍属业主。)

　　3.免行条贯

　　神宗熙宁六年(1073)八月在市易务主持下，制定“免行条贯”。规定：免除各行对官司的供应，各行按“利人厚薄纳免行钱。”所纳免行钱按上、中、下三等区分。这是由于官府的各项需求原是由诸行供应的，“由于官司上下须索”，各行所费“无虑十倍以上”，以至造成“稗贩贫民”破产“失职”的严重现象。为纠正这一弊病而颁发“免行条贯”。此后，小商贩经营的机会增多;特别是免行钱的征收，使那些荫庇于贵族势力之下的行人再也不能仗势欺压其他行户，限制了某些商人同贵族权臣的勾结。〔5〕

　　(三)严禁走私的律法与衡器、物价管理法规

　　1.严禁走私的诏令

　　榷场贸易仍不能满足南北物资交流的需要。于是出现了民间的私相贸易作为补充。私人贸易出现的原因，首先是榷场贸易受官府的严格控制，且要交纳商税，商人获利相对不多;其次是官府严格规定了某些商品不允许输出边界，这就束缚了商人的经营范围;再者，在战争的情况下，官府有时干脆封闭榷场，阻断了商人贸易的唯一合法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的走私买卖就日益频繁。为此官府发布了一系列禁令，其内容主要有：

　　(1)规定某些商品为不允许出境的禁品。 如真宗咸平三年(1000)“诏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非九经书疏悉禁之。”即不许九经以外的书出境。神宗熙宁年间，“禁私市硫磺、焰硝，以及芦甘石入他界。”即不许火药原料出境。至于钱币的禁止外流，则是经常颁布的法令。

　　(2)规定私人之间不得贸易。太宗年间曾下禁令，“违者抵死，北界商旅辄入内地贩易，所在捕斩之。”神宗熙宁九年(1076)又专门制定了“与化外人私贸易罪赏法”。在同西夏的边贸上诏令：“严禁边民无得私相贸易”。〔6〕

　　但是，禁令的颁布，未能阻止商贩的越界贸易和禁品的外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利欲之心驱使商商贩冒禁越界，另一方面则是官吏的受贿纵容。如“河北诸路帅司人吏，与沿边巡检捕监官司兵管营等，上下集会，受贿作弊，容纵客旅，公然贩运违禁物色，透露资贩过界。帅臣安抚，通知其弊，莫肯按劾。弥缝胶固，牢不可破，虽禁制，仅成虚文。”〔7〕

　　2.有关度量衡及物价的律法规定

　　宋代的度量衡管理，有较系统的规定。按照唐代的《关市令》：每年八月要进行统一监校，在京城的送太府寺，“不在京者，诣所在州县官校，并印署，然后听用。”据《杂令》规定：容量“十钥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一斗，十斗为斛。”重量以“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一两，十六两为斤。”尺度以“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一尺，十尺为丈。”经校勘，如果违反上述规定，“杖七十”。如是监校官司失职，杖六十。凡私作度量衡不合规定，又在市场上使用者，依法治罪，按情节，或笞五十或准盗论;即使合规定，“而不经官司印者，笞四十。”〔8〕

　　凡物价不平者，“计所贵贱坐赃论，入已者以盗论。其为罪人评赃不实，致罪有出入者，以出入人罪论。”“诸买卖不和而较固取者(较谓专略其利，固谓障固其市)，及更出开闭，其限一价(谓卖物以贱为贵，习物以贵为贱)，若参市(谓人有所买卖，在旁商下其价，以相惑乱。)而规自入者，杖八十。已得赃重者，计利准盗论。”〔9〕

　　二、两宋的禁榷律法

　　汉唐以来的禁榷(专卖)律法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后世许多专卖措施亦可在此找到其渊源。严密的禁榷律法使宋代财政收入的成分较前代有了很大变化。农业税渐居次要地位，禁榷收益及商税渐成财政收入的主体，解决财政匮乏的重要手段。宋代禁榷物种类除传统的盐、茶、酒外，又有矾、香药、铁、石炭(煤)，醋等。真宗时曾诏令三司“经度茶盐酒税以充岁用，勿增赋敛以困黎元。”以推行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禁榷制度。在禁榷物的众多立法中以盐、茶两项最为重要。对于盐、酒、茶产品控制极严。宋初就明令规定，私自煎盐三斤，酿酒三斗，造曲十五斤或炼矾十斤的，要处以极刑。

　　专卖制度可分为二类，一是全部专卖制，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包括“民营官卖”统归政府独占经营。一是部分专卖制，凡是商人对产品的购买和销售都须在国家的直接控制下进行。

　　(一)盐的专卖

　　宋时盐分池盐、海盐、井盐和土盐四种。池盐又名解盐，生产为官营，有“官般官卖”和“通商”两种形式。“官般”就是官营运输，由政府役人代运，名为“帖头”;或采取“和雇”的方法，把盐运到销售处，由专卖机关市易务榷卖。北宋初，京东、两浙、淮南、广东以及四川部分地区，实行的就是“官般官卖。”“通商”，就是在政府直接控制下有限制的由官府批发给商人，在指定的区域零售。海盐生产多为民营，其运销多为官运官销。井盐、土盐产量不多，影响较小。

　　在盐的商销中又有“扑买”、“分销”和“入中”三种制度。

　　有关“扑买”，史载：“所谓扑买者，通计场务该得税钱总数，俾商先出钱与官买之，然后听其自行取兑以为偿也。〔10〕”实际上是官府控制下的商人包买包卖。

　　“分销”制的办法是“募上户为铺户，官给券，定月所卖，从官场买之。”其性质类似今日的代销。

　　“人中”指商人将粮草或其它物输纳到沿边州郡，称为“人中”。政府根据其价值给以交引，商人将交引带到京城，由交引铺铺户作保，向榷货务领取现款或盐引，再到指定的仓场领盐，称为“折中”，商人再把盐运到规定的地区出售。仁宗时，范样改行“盐钞法”，凡商人“许客于在京榷货务人中金银钱帛，纽算交引，就解州两池榷盐院请盐，往南地兴贩。”即不再用实物，改用现款。商人取得盐钞后，凭钞到仓场领盐，并在指定地点销售。这一制度终宋之世相沿不改〔11〕。

　　徽宗崇宁、政和年间，废止了官般官销，改用商运商销，并创立“长引”和“短引”制度。商人如买“短引”，只能在本路内销售，请买“长引”，则可以运往他路行销。盐法上的暴敛史不绝书，以崇宁、政和年间蔡京所行“循环法”为例，可谓在搜刮民财上花样翻新。史载：“循环者，已卖钞未授盐，复更钞;已更钞，盐未给，复贴输钱;凡三输钱，始获一值之货。民无赀更钞，已输钱悉干没。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富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环而死者。”实行这种“换钞法”后，用更印新盐钞改旧钞，以“贴纳”、“对带”和“循环”等方式，不断扩大新旧盐钞对换比值的差额，朝廷上下以聚敛为能事，“新法于今才二，而所得以及四千万贯。”以此来增加财政收入〔12〕。

　　(二)茶的专卖

　　茶的专卖始于唐代，宋代制度更加完备。太祖乾德三年(965 )始榷东南茶。仁宗嘉佑四年(1059)，曾一度驰禁，改为通商征税。神宗熙宁七年又榷蜀茶。两广地区因产茶极少，所以未曾榷禁，允许自由通商，但不准茶叶出境。宋初，在东南地区设榷货八务(太平兴国中废省两务)及十三处山场专营此事。山场是统辖收纳茶税和收购茶叶的专门机构，榷货务则是茶的专卖机构。官府付给园户(茶农)本钱，茶叶运销通过场务，由官府专卖。茶农除了以茶折税外，还要将茶卖给政府，匿不送官府及私卖者，茶叶没收，并且计值论罪。主管官吏私以官茶贸易，其价值如达到一贯五百的要处死。

　　为抑制商人争夺茶利，在官鬻和通商两种制度下，有宋一代茶法之繁密空前，且更改频仍。以“贴射法”和“三说法”之争为例。仁宗天圣元年(1023)设立计置司，废“三说法”，“改行“贴射法”。所谓“贴射法”，即政府计算出十三茶场买卖本息的总数，官府不再预支园户本钱，让商人直接同园户交易，茶叶按当地市价出售，收入扣除本钱后，余钱作为息钱交给政府，称为“贴射”。如果园户所产的茶，无人“贴射”，或“贴射”后仍有剩余，这时就由其所属山场收购。然而两年后又诏令废“贴射法”。至景佑三年(1036)又予恢复。庆历八年(1048)却又行“三说法”，皇佑二年(1050)再以“贴射法”代之。如此反复到至和三年(1056)通商主张取代两者纷争。

　　两宋榷茶加重了对生产者、消费者和茶商的掠夺。哲宗元佑元年(1068)右司谏苏辙奏曰：“自官榷茶以来，以重法胁制，不许私卖，抑勒等第，高秤低估，递年减价，现今止得旧价之半。”侍御使刘挚在其奏疏中亦言：“是官于园户名为平市，而实夺之。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

　　徽宗崇宁四年(1105)废除东南地区的茶叶官买官卖，改行通商，实行“茶引法”。徽宗政和二年(1112)设都茶场管理收税发引，产地置合同场，以检查引据、斤重和其它事宜。并用严刑峻法，禁止私贩。如有违反引法规定的条款，要受到没收茶货，及笞、杖、徒、流等刑罚。伪造茶叶或武装走私茶叶，拒捕违抗者处以死刑。私贩茶叶，允许它人告发，官府给予奖励。官吏违法徇私也同样治罪。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又在四川实行“茶引法”。使全国除两广外，都实行过茶引法。茶引有“长引”和“短引”两种形式，其方法同盐引相似。淳熙十一年(1148)诏：“今后应赊买客人茶者，其人现有父母兄长，并要同共书押文契。”四川地区曾设茶马司，官府将茶叶运往少数民族地区换取马匹。法令规定：凡私自将茶叶卖给少数民族，或私贩川茶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要按军法治罪。〔13〕

　　(三)酒的专卖

　　酒的专卖，一如盐、茶控制得严紧。史载：“宋榷酤之法，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若有遗利，所在多请官酤。〔14〕”但酿酒的曲，必须向官府购买，严禁民间私造。各地的酒务，酒坊，酒库等，或者由官府经营，或由军队经营，或由官员私人经营，或由民间向政府承买经营。一般都实行专利，相互之间规定销售范围，不得侵越。凡民间私自造曲酿酒，或携带外地酒进入本地，都须判以苦役或徒刑，甚至处死。

　　在闽、广等地不实行榷酤，官府实行征收酒税，不过酒的经营都被当地的豪民所独霸。后人评说：“史册所载，历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15〕”

　　(四)金属矿产的专卖

　　宋代矿冶法更趋严密。金、银、铜、铁、锡及铅、水银等基本上都由政府控制经营。据《宋史·食货志》载，为了控制铸钱的原料，对铜矿业控制很严，禁私采私铸。太祖开宝年间曾诏令：“民铸铜为佛象、浮图，及人物之无用者，禁之”。另一商品专卖品是铁。官府出卖其他金属的情况并不多见。铁矿的开采，主要是官营;但在那些矿藏量不很丰富的地方，允许百姓出版承买采炼。采炼的人户必须将部分产品作为租税交纳给官府，剩余部分或全部或部分卖给政府，或部分听民出售。神宗熙宁年间曾下诏：“令近坑冶坊郭乡村并淘采烹炼，人并相为保;保内及于坑冶有犯，知而不纠或停盗不觉者，论如保甲法”。即用保甲法来管理矿藏开采和冶炼。神宗时，曾经一度对农具和铁器用具实行过专卖，到哲宗元佑时，废除了这一规定。徽宗大观二年(1108)下诏：“金银坑发，虽告言而方检视，私开淘取者以盗论。坑冶旧不隶知县、县丞者，并令兼监，赏罚减正官一等”。又诏令：“禁(铁)毋得私相贸易，农具、器用勿禁，官自卖铁唯许铸泻户市之。”政和年间又仿茶盐法榷鬻，置炉冶收铁，给引召人通市。南宋时因为内外交困，财力不济，因而宽驰矿禁，“以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

　　(五)舶来品的专卖

　　宋代屡颁诏令，对舶来品实行严格的专卖制度。北宋太宗年间规定：“私与蕃国人贸易者，计直满百钱以上论罪，十五贯以上黥面流海岛，过此送阙下。淳化五年申其禁，至四贯以上徒一年，稍加至二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为役兵。〔16〕”《宋会要辑稿·职官》也载，至道元年(995)三月， 诏广州市舶司：“内外文武官僚敢遣亲信于化外贩鬻者，所在以姓名闻。”到徽宗政和三年(1113)“诏如至道之法，凡知州，通判官吏并舶司使臣等，毋得市蕃商香药禁物。”南宋乾道七年(1171)“诏见任官以钱附纲首商旅进蕃买物者有罚。”对舶来品，抽解和买以后，”违法抑买者，许蕃商越诉，计赃罪之。〔17〕”说明了官府对舶来品专卖的严厉态度。

　　当然，不是所有的舶来品都是禁榷物，这要根据官府的具体需要而定。如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舶货全部禁榷， 但到了太平兴国七年，政策有所放宽，除珠贝、玳瑁、犀象、珊瑚、玛瑙、乳香等奢侈品全部归国家专卖外，其余“放通行药”三十七种，作为非禁榷品，由国家实行部分博买，或“听市于民”〔18〕。

　　三、两宋的对外贸易律法

　　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有关律法条文较前代更趋完善。以海外贸易为例，规定了市舶法，设置了市舶司或市舶务。

　　(一)市舶司和市舶务〔19〕

　　是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始设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宋代的海外贸易较唐代更为发达，管理机构也因之大增。两宋所设的市舶司及市舶务自广州至江阴市舶务，大多在南方地区，北方仅有板桥镇市舶司，其中广州市舶司设立时间最早。

　　市舶司或市舶务的职责是“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宋会要辑稿·职官》也说：“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质、航舶而至者。”简而言之，市舶司的主要任务是执行市舶法。

　　(二)市舶法

　　市舶法或称“海舶法”、“互市舶法”。它不是单行法规，而是由一系列的编敕组成〔20〕。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有关出海易货船舶的律法规定：

　　(1)对出海船只进行统一管理，开具人船物货名数， 及前往经商目的地，于发地州军，向官司投状。要找本地有物力户三人，结罪保明，并不夹带违禁品，不至进越所禁地分。在进行登记纳税后，由市舶司发给“公凭”(又称“公据”)始可出行。商船返回时，许其往准许的停泊地点登岸交易货物，公据纳市舶司。如违反条约，或该海船并无“公凭”，许诸色人告捉，船物没官，犯人科以违制罪，告人给赏。

　　神宗元丰八年(1085)的编敕规定：凡发海商船舶，必须经过杭州、明州、广州市舶司。如违反规定，以违制论;并且“不以去官赦降原减”。还规定，有些沿海地区，如雷州、化州，如要发船出海，也须到三千里外的广州请“引”(包括公凭、公据、纳税在内)，无“引”者，论如盗贩法，物货没收。

　　(2)对出海船只进行征税 出海船只在领取“公凭”“公据”之前，必须根据所载货物纳税。凡设有市舶务的海口都可以收税，并不局限于市舶司。收税方法因地而异，如有的地方根据船只大小计税。收税完毕，有关部门发给“公凭”，货物可以出卖。如果有偷漏税，允许人告发，并以船货充赏。

　　2.有关进出口货物的律法规定

　　(1)对进口蕃货实行禁榷贸易。 太宗太平兴国初年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贸易。”

　　(2)对蕃货实行抽解 所谓“抽解”，即抽税。 一般抽解一分或二分不等，依具体情况而定。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抽解条约”。北宋的财政收入，抽解收入占有一定的比重，仁宗皇祐时市舶收入五十三万有余，英宗治平时收入六十三万，约占每年榷利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凡不属禁榷之物，经过抽解，即可在民间自由买卖〔21〕。

　　(3)对蕃货实行和买。蕃货经过抽解， 如属禁榷之物要“尽数中卖入官”。这种方法，称作“博买”，或称“和买”、“官市”。和买的价格较民间自由交易的价格为低，往往多方取巧，因而商人大受其害。以黄铜为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初立科禁，“三司”最初规定的收买价格，石一斤止值钱二百，但由于偏低，下诏增为每斤五百。由杭州、明州、广州市舶司官为收市。

　　(4)对蕃贡进行申奏或处理。北宋的对外贸易， 有一部分是采取官方贸易的形式，这就是蕃货或蕃贡。对这类贸易，市舶司要向朝廷申奏。申奏的内容包括来使的饰服之状，有否官方的手续等，如不符合规定，则“晓示令回”。

　　蕃贡一般可免“抽解”，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七月，知广州陈世卿言：“贡物不收税算，非贡物悉收其税算，缘赐予所得贸市杂物，则免税算。自余私物，不在此例。从之。〔22〕”正因为蕃贡蕃货可以免税，所以蕃商也往往投机取巧，将私货夹入蕃贡船舶之上，企图混入，市舶司则严加检查和处理。

　　(5)其它的各种有关规定或条约 蕃船到达时， 市舶司官员会同地方官员进行“阅实”，或“莅阅其货而征之。”检查各种违禁事项，对无“引”漏税之人，要籍没其财货入官;对禁止出口物资，特别是兵器、铜钱等，进行检查，接受人们的揭发;负责有关被抢盗蕃船或冒认货物等的认定，向有关州郡申报，加以处理;若发现商船冒请到出海“公凭”，然后利用“公凭”，把船只开往禁往国，市舶司也要申报。如哲宗元佑五年(1090)杭州市舶司就申报商客王应升等冒请往高丽国“公凭”，却发船入辽国买卖等事件，有关州郡据此进行审讯，加以处理。

　　从市舶法的内容可以看到，市舶法并非一时的产物，它是在宋代对外贸易的长期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并完善的。市舶法的规定，对宋代的对外贸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3〕

　　四、两宋的商税制度

　　(一)税务的设置和买朴法

　　两宋的税收机构称“税务”，其前身是北周以来的“场务”。自宋初到神宗熙宁十年为止，全国州县墟镇税务已有1993个，南宋时有所减并。税务的设置，地方无权决定，需要新增税务，应按一定手续申报批准。《宋会要辑稿·食货》载：令文规定：“诸税务应创置不申尚书户部待报，及虽申而不应置者，并陈请人各杖一百。”税务的名称，四京和南宋的临安称都商税院，各州、府据南宋各方志则都称税务，各军、县、镇称税务或税场，州县税务管下所置者则称税场或税铺。两宋的商税通过这张繁密的税务网，源源不断地流进中央。

　　除了在县镇设立税务税场，官府对僻远的不设税务税场的村墟市集也普遍征收商税。这类地区因规模小商税额不大，没有必要置务差官，于是采取“买扑法”。所谓“买扑法”即按商税数召买人户承买，据太祖开宝三年(970)规定，承买人须以家资抵当，或请富户担保。 承买者向官府交纳一年的商税钱，取得在税场地区内自行收税的权力，逐年按规定上缴，每界为期三年。界满不能如数交纳的，其所有亏欠，由承买人或保人抵偿。买扑税场的定额范围和地域范围都有规定，凡千贯以下即月额不满百贯的税场，才许买扑，高于千贯的由政府直接掌握。“买扑法”只限于村墟草市，主要是临时性的范围有限的市场。政府通过“买扑法”，又开辟了一条新的商税来源。如此细密遍及各地的商税网，前所未有的。

　　(二)商税和商税则例

　　宋代的商税分“过税”和“住税”两大类。对二者的税率史载：“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致如此。〔24〕”即分别为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但是，茶、盐等项税收均不按此税率。太祖开宝三年，河北诸州行通商法，规定“每斤过税一文，住卖二文，川茶旧例住税每斤六文，……过税每斤收二文，五场共计十文。〔25〕”可见，盐茶分别为住税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较一般过税比例低。

　　1、“过税”与“住税”是商品流通税， 专向转贩货物的商旅征收，商旅沿路经过税务，按其货价的百分之二收税，〔26〕此即为“过税”。“住税”是买卖交易税，凡开设店铺的商人在当地出售货物，或“至所到县镇住卖”，该地税务按物价的百分之三收税。交“住税”者，还包括进行商品生产的手工业者兼商人，和一部分兼营家庭手工业的农民。

　　宋代全国的商税数额相当可观，太宗时，一年为四百万贯，仁宗时，增加到二千二百万贯，这是北宋的最高额。此后一直保持在每年一千万贯上下，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

　　2、《商税则例》。从宋代始实行《商税则例》， 即将应纳税的商品项目以及应纳税钱数，整理成章颁布，史载“艺祖开基之岁，首订商税则例，自后累朝守为家法〔27〕。《宋史·食货志》也说：“常税名物”，“令有司件析颁行天下。揭于板，置官署屋壁，俾其遵守。”即将应纳税的商品名目颁布于税务、官署、交通要道，使商旅了然。税务按《则例》收税，商旅按《则例》纳税。非《则例》所载，商旅可以拒纳，并有权越级上诉。

　　太宗淳化五年(994)诏令中规定的“常税名物”， 有：“凡财帛、什器、香药、宝货、羊豕、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驼及商人贩茶”。徽宗崇宁五年(1106)诏：“令户部取索天下税务，自今日以前五年内所收税钱并名件历，差官看详，参酌税物名件，税钱多寡，立为中制，颁下诸路，造为板榜，十年一易，永远遵守〔28〕”此时《则例》增加了各类货物税钱的内容，并规定十年改动一次。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下诏税务：《则例》要“体度市价增损，务令适中，”每半年调整一次税钱。另据《庆元条法事类·场务令》中规定，关于征收商税的商品项目，任何地方税务机关都无权决定，“应创立(税目)者，(转运司)审定，申尚书户部。”

　　为了保证商税征收的正常进行，律法规定：〔29〕

　　一是中央指派税务官。北宋初，把财政大权收归中央，由中央派京官直接掌握地方商税事务。太宗即位，下令“罢三司大将主诸州榷课，命使臣分掌。”雍熙三年(986)又令“监当使臣，京、朝官， 并三年替，著为令。”即由使臣、京官、朝官监税。二是禁止税务官独员在务。法令禁止税务监官单独执行任务，关键地区的税务，特别禁止归朝官独员在务。因为独员在务容易出现弊端，如额外多收商税，受贿而听任商旅偷瞒税钱，甚至没入私囊，伪造帐籍等。因而规定，在正官差出时，须由其他官员暂时代理，使两人彼此牵制，以防出入。三是税官的奖惩规定。税官上任前，有关部门(三司)发给“御前印纸”，或称“南曹历子”。其任内税入增亏，由本部州县官如实“批上印纸”，称此为“批书”，主要内容为“任内所收课引，委三司磨勘增亏，条报差遣院”等，据此“评定升降，堪何任使以闻。”这种以增亏而定赏罚的规定必然导致税官想方设法收税超额，以图升迁。因此，随之而来的也就是舞弊不法行为的增加。四是严禁偷税、漏税。过税是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征收的。商人常由小道避开税务，走漏商税。为此规定：“贩鬻而不由官者罪之”。太宗淳化四年(993 )七月下令：“商人贩鬻不得辄由私路，募告者宽赏之。”各税务都有栏头若干人，在走私路口稽察商税，令漏税，令漏税商人返回税务补纳，或由栏头补收，或由前路税务一并收税。对逃税者，规定：“诸匿税者笞四十，税钱满十贯杖八十。”“诸匿税者，虽会恩并全收税。曾匿别务者止于事发处倍收。仍三分之一没官。”南宋乾道年间地方已有“客旅往来，一月之间，三过场务，刻剥太甚”的评价，〔30〕至末期嘉定年间，更是“二十里而有三税，客旅诚何以堪”，甚至“无半里许又有税”〔31〕。所谓苛政猛于虎了。

　　〔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2〕参见《宋大诏令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吴自牧《梦梁录》。

　　〔3〕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4〕参见陈汉生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法制史纲》， 电子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

　　〔5〕参见陈汉生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法制史纲》。

　　〔6〕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7〕参见陈汉生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法制史纲》。

　　〔8〕《宋刑统》

　　〔9〕《宋刑统》

　　〔10〕丘浚《大学衍义补》

　　〔11〕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宋史·食货志》。

　　〔12〕参见《宋史·食货志》

　　〔13〕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食货》，《栾城集》。

　　〔14〕《宋史·食货志》

　　〔15〕《陔余丛考》，参见拙著《宋代法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6〕《宋史·食货志》

　　〔17〕《宋史·食货志》

　　〔18〕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19〕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职官》，《宋史·职官志》。

　　〔20〕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食货》，苏东坡的《东坡奏议》卷八中有《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一文，它保存了北宋庆历、嘉佑、熙宁、元丰、元佑等不同时期关于“客旅于海路商贩”的几则编敕和对出海商贩的规定等。

　　〔21〕《宋史·食货志》

　　〔22〕《续资治通鉴长编》

　　〔23〕参见陈汉生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法制史纲》。

　　〔24〕《宋史·食货志》

　　〔25〕吕陶《净德集》

　　〔26〕《宋会要》太平兴国9年10月条。

　　〔27〕《文献通考·征榷考》引止斋陈氏语，参见[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73年11月版。

　　〔28〕《宋会要辑稿·食货》

　　〔29〕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宋会要辑稿·职官》、《宋史·食货志》、《庆元条法事类》。

　　〔30〕参见[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

　　〔31〕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