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类似今天法院的机构最早叫什么称谓，史无可考。据后人的研究，一般认为夏、商、周三代称“司寇”，这与古人所说的“刑起于兵”关系密切。“司寇”两字的本意是“负责抵御外来侵略”，管理曰“司”，外敌曰“寇”(例如日本入侵中国者称之为日寇)。三代的司法官称皆与军旅有关，也印证了“兵刑同源”这一古人的判断。

　　西周时期，从机构上讲，其时官署与官员是同一物，同一称谓。周天子作为国王，按今天的权力概念，他不仅是最高行政权，也是最高立法权和审判权的享有者。他下面的贵族官员既是行政的，也是司法的。确切地说，在周人的观念中，无法理解我们今天常言的行政与司法之别。但他们自有一套设官分职的理论和方法。在王朝中央天子之下负责审理案件的机关就是“司寇”，这一机关的长官也叫“司寇”，成为天子之下的最高一级审判机关。史书《周礼·秋官》上说“司寇”又叫“大司寇”，他的辅佐官称“小司寇”，前者助天子掌全国司法，后者助前者“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其下属有“士师”、“士”等十几种官员。地方上设“士”为司法官，也是初审机关，掌其辖区内狱讼。据史书所载，一般审级分为地方和中央两级，重大案件及诸侯间诉讼由周天子或“司寇”裁决。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不遵旧制。《史记·李斯列传》讲，到战国时，齐国称“大理”，楚国称“廷理”?秦国称“廷尉”，等等。

　　秦代一统天下，皇帝拥有最高司法权，《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建立了一整套皇帝控制下的司法机关体系，对一切重大案件，皇帝有最后决定权，并可派丞相、御史受命问案;二是皇帝直接审案。史书中载始皇“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呈决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每天阅读的文件很多，以石来计算。按当时的重量，史书讲：“石，百二十斤”，约合现在六十斤。秦简一般长约尺二，合现在23至28厘米，每简30至40字，可见始皇对政务的勤勉。

　　秦代统一了战国时各诸侯国中央最高司法官(即最高司法机构)的名称，沿用秦国旧称“廷尉”，属中央官员九卿之一。“廷尉”负责全国法律、法令及司法事务，直接向皇帝负责。“廷尉”的主要职责有二：一是负责“诏狱”，即皇帝亲自交办的案件;二是审理地方上报的疑难案件和对重大案件的复审。“廷尉”是皇帝之下的最高司法机构和司法长官，作为最高法律官员，“廷尉”在秦代法律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叫“廷尉”，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是：“听狱必质诸朝廷，与众共之，……故称廷尉”;另一种说法是：“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廷尉”下设“正”和“左右监”等属官。但对重大案件的审判，均须皇帝最后裁决方可定案。

　　秦代地方司法机关也进一步完善，地方司法由属于行政性的郡守、县令(长)兼理。地方的郡、县、乡、亭各级政权机关都设有相应的专职或兼职司法官员，处理本地区范围内的司法事务。郡有专任司法官员“决曹掾”，但案件的裁决由郡守决定;县以下设丞，主管文书、仓储、司法事务;乡设有“秩”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秦范阳县令在任十年中，审判案件，“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证明郡、县长官对自行管辖的一般案件，皆可作最终裁决，有司法审判刑杀之权，只是在案件有疑难时才上报中央“廷尉”。

　　由于秦代要求各级官吏都要知法、学法、宣传法律，因此凡官吏都有宣传、执行法律、法令的职责，即使是最基层的“里正”、“求盗”等小吏，也可以处理轻微的民事、刑事案件。

　　到了汉代，司法制度以秦代司法体制为基础，在中央，除皇帝总揽最高司法权以外，其中“廷尉”又称“大理”(汉景帝、哀帝时曾一度称“大理”。宣帝时增设“廷尉平”)是中央最高专职司法机关，同时也是中央最高司法长官，仍作为中央九卿之一，全面负责全国法律、司法事务。丞相作为行政长官，御史大夫作为监察长官，与中央其他高级官吏也经常参与司法审判，名曰“杂治”，即非专任之义。

　　汉代地方司法机关除东汉后期一段，在地方主要为郡、县两级司法机关。汉末州由监察区一变而成郡之上的一级行政单位，遂形成州、郡、县三级。此后，州、郡、县三级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审判，各自配有专职的司法属吏。如郡设“决曹掾”为专职司法官等。两汉郡县司法权承秦之旧，仍有很大的终审裁决权。《陔余丛考》一书讲：“汉郡县守令皆有专杀权”，“刺史、县令杀人不待秦”。只是疑重案才呈“廷尉”，或交由丞相等大臣共议后由皇帝裁决。

　　本文原载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