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的“历史包袱”①

　　伟大的人物让后继者背上包袱是常有的事。每当政治、艺术或思想 领域取得显著的成就时，随之而来并从中受益的一代人，可能会有一种没 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值得再去做的无所作为的感觉。他们可能觉得最 宝贵的机会已经为前人所把握并转化成了成功的契机。因此，后来者总 像是处于困境之中：或者仅仅是伟人们留下的遗产的看管人;或者虽希望 独立，但由于对成功缺乏信心，只能将抱负大大压缩，并开始以技术上的 熟练性在狭小的领域内进行耕耘。

　　在理论思想史中，这种困境呈现出一种特殊形式。一方面，即使因为 失去独立性而充满内疚,后来者仍成为古典文献的注释者。另一方面，他2 们也可能谎称以前的时代属于可以不受学科划分的限制进行探索的科学

　　①See W. Jackson Bate, The Burden of the Past and the English Poet( New York, Norton, 1972 ), 发展的前历史蒙昧时代，并以指责其前辈永远是知识分子中的少数为代 价，把专门性的研究作为一种摆脱困境的选择，这种选择可以保护他们， 使之避免与他们的前辈进行比较。 这两种对待伟大时代以后问题的态度，都是智力与心力的失败。它 们意味着不愿直面伟大的事物，也不敢勇敢和诚实地模仿他们所钦佩的 前辈。这种怯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致使学者们陷入一种以对一般理 论持防御性的怀疑态度为面具的内在自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 得不证实其个性的唯一方法是对名家著作的细枝末节进行争辩——寻找 出现在黄道带上的巨蟹座光彩，因为它咬住了海格立斯的脚踵②。

　　在某些环境下可以或难或易地避免这些倾向。一旦伟大的时代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就比较容易自立。人们在其影响下生活的思想 家可能被界定为经典作家。这种把与人们最直接相关的名作界定为经典 著作的行为，可能有一种难以理解的解放效应，因为它意味着人们已经能 够承认并仿效过去时代的理论家，而同时又保持一种对于自己环境的独 特意识以及那些有待完成的任务的尊严。这样，他就不再害怕承认那些 经典著作中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他自己的问题，而且可以自由地进入 一种与大师比肩的合作关系。

　　3 前文有关伟大人物与其后代关系的所有陈述，也适用于我们对19世

　　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几十年创立了后来以社会理论著称的那些人的态 度，尤其是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从他们时代以来的大部分社会思想 或者是对他们的学说进行评论，或者是在他们创立的传统内进行专门化 的工作。这些专门化的领域离创立者的原始抱负越远，它们越假装具有 科学独立性，它们就变得越没有启发作用。

　　当然，从许多方面来看，我们似乎应该能够开始将马克思、迪尔凯姆 和韦伯视为经典作家，并将他们所创立的学说视为经典社会理论，以区别

　　②See Joao Mangabeira, Rui. () Estadista da Republica( Rio de Janeiro, Olympio, 1943) , p. 15.

　　于在它之前的长期的政治哲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