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律所进行的社会研究还为我们在社会秩序的基础问题上所产生 的困惑提供了答案，它正确地考察了个人利益理论与共识理论的争论，以 及有关规则的工具论与非工具论之间的争论。

　　就目前的社会思想现状而言，在研究究竟是什么把社会聚集在一起 这个问题时，有两种明显方式。一种方式能够寻找一种普遍的社会契约 263概念，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合法性理论和工具主义结合在一起，从而避 免这两种理论各自的缺陷。另一种方式则主张，不要去寻找什么包罗万 象的命题，因为它没有用，它试图确定每一种社会秩序理论最适合的特殊 环境。

　　可是，本文所形成的观点却介乎于上述两种解决方式中间。它承认， 与其对手相比，某种社会秩序理论可能更接近于表现一种既定关系，集团 或社会的真理。但是，本文的观点也还坚持，在更深层的意义上，除非社 会能够成功地满足这两种理论所代表的人类的要求，否则，社会就不能解 决它自己的秩序问题。另外，特别奇怪的是，社会越是远离这种理想，要 想达成一种关于社会秩序问题的前后一致的认识也就越难。

　　合法化理论特别适用于我称之为部落式的社会生活形态，说得更普 遍些，它适合于一切形式的等级的社会。它在习惯法的社会环境中简直 是如鱼得水。这种观点的理论上的缺欠原来就是它所描述的社会的实际 政治问题。

　　而共识理论则很难说明冲突和变化这两个问题。共识理论很难允许 变革和冲突的存在，而且当变革和冲突一旦发生，它也很难应付这些问 题。它的全部理论的基础就在于，要使习惯适合人类社会像本能适合动 物那样。但是，习惯毕竟不同于本能，由于意识的主观性、对此几乎没有 什么共识可以完全将其制服，习惯总处于解体的危险之中。

　　个人利益理论最适合于自由主义社会，说得概括些，适合于以个人目 的和感觉到的共识的非法性之间矛盾为典型的现代性的所有那些方面。 它所描述的社会状况就是那些有助于产生一种强制性的官僚法或一种号 称中立的法律秩序的社会环境。

　　我们再次发现，对这种观点的理论上的反对意见对应于该观点所提 及的社会实际经历的苦难。因而，它很难说明社会的稳定性和内聚力。264 因此，在自由主义社会中，每一项集体协定，每一次权力分配最终都被体 验为是脆弱的、不合法的。自由主义就是最依赖于非人格化规则的社会 生活形式，然而，它也是最不能形成和适用这类规则的社会。

　　无论何时，只要共识分解、或失去要人们效忠的能力，社会秩序的危 机就会成为人们自觉关心的问题。因为，这时已经十分明显，习惯的确不 能成为本能的代替者。无论官僚法还是一种法律秩序都不能解决这一 危机。

　　社会生活的这两种主要的变型中的每一种，与描述它们的秩序理论 一道，都从人性的一个基本方面获得了它的生气。在一种情况下是人的 个性，另一种情况则是人的社会性。仅仅依赖于上述两种因素之任何一 种的社会都不能解决它的秩序问题的最终原因，就是任何一种人性属性 都不能允许自己被完全压抑住。

　　在一种社会设法调和个人自由与社会凝聚，调和一种内在性秩序的 意义和超验性批评的可能性的范围内，它可以解决这种秩序的危机。这 种调和变得愈完善，社会中新出现的相互作用的法律就愈是可以揭示人 性和社会共存的需要。因此，人们可以从中发现用来评价共识和定义平 等的标准。这些标准对每个人的适用性使得凝聚和稳定成为可能。同 时，这样一种社会承认，人类组织变化的需要就像人性本身一样，都是可 以改变的。如此说来，这样的社会本身就提供了异议和变化。

　　在这种想象的情况中，个人利益理论与共识理论之间的争论将会失 265去其理论意义，这仅仅因为这种争论会在实践中得到克服。事实上，由于 我们概括社会经验的能力具有内在局限性，我们不能说明，这种综合会不 会，或甚至能不能充分实现。因此，我们没有把握全面地回答社会秩序的 理论问题。

　　我们应当特别强调这种分析思路的两层含义。首先，在一个社会的 可理解性与它的完善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为了社会秩序困境内一个 需要而牺牲另一个需要的社会只能落入某一种不完全的社会秩序理论的 巢臼。然而，这些理论的结论本身又是相互矛盾。秩序理论的弱点，远不 仅仅是思想上的问题，而是对应着它所涉及的社会中的实际状况。社会 越是远离理想，人们越是不能建构一种前后一致的秩序理论，因为，人们 越来越不能具有这样一种前后一致的秩序。这一论点的另一含义是，理 论上的秩序问题，就像方法问题一样，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的局限性，也就是政治自身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