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书》杂志代表什么：学术权力还是学术良心

　　由于《读书》杂志几年来在办刊方向以及近期开评所谓“真正有威望的民间奖项”--长江读书奖—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学界一时沉入情绪的低谷：批评者激愤，以学术良心的话语质问，《读书》为何如此沦落?沉默者伤感，叹今日世风日下，问人间钱是何物，竟使《读书》人也改名作孔方兄?对《读书》杂志的诸多感慨，都表现了对《读书》抱有厚望而突然失落的心理。

　　由于过于善良和淳厚，学者竟然把他责转化为自责，感到失落或者愧疚，似乎自己也参与了学术腐败。他们善良的谴责，都具有自伤性质，每一个谴责者都有自我哀伤的意味，仿佛在自问：我们怎么了?这背后，隐现着中国学人纯良品格的一面：学者，天下之良心也。许多学者有意或者无意地把自己融入了《读书》，迂腐地以为：《读书》是学界的良心，它代表的是“我们大家”，是所谓天下之公器，它记录的是真正的学术。现在，《读书》沦落了，学界也就蒙了羞。

　　其实，作为学者，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读书》不能代表我们，它只能代表它背后的权力。只要存在办刊权问题，只要具有一种特殊的编辑和出版的权力，《读书》就不能无疑问地代表学术，从它开办的那一天起，它就有了运用权力的机会，如果哪一天它乐于使用它的权力，它就成为学术权力机器的一部分，它所运转的就是某种学术偏见，它所确立的就是一种学术权势，它所追求的就是极力否定它所不同意的学术以及这些丰富的学术的活动和发展方式。

　　请注意法国学者福柯关于“权力”的诠释。在福柯之前，人们对于权力的认识是狭隘的、单薄的。根据16和17世纪的法哲学的原则，权力经常被简化为统治权，并且被单纯化为一种国家政治权力，然后由上往下投射，构成统治权的层次关系。但是福柯发现，广义权力是一个复数概念，由无数特定的权力体系组成，国家权力不过是众多权力支系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支。在社会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单元，每一个具体的点上，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在老师与学生之间，在有知识的人与无知识的人之间，在雇主与雇员，在家庭内部，都存在与国家统治权没有直接联系的各种权力关系。权力是一种否定机制，只要有支配或者审查，就可以构成权力。(福柯：《知识的意愿》)。

　　根据福柯的启示，学术杂志和读者，编辑部与学者之间，也可以形成一种权力关系，因为学术杂志或编辑部握有支配或否定发稿的权力，如果它们以自以为是的方针办刊，以自以为是的眼光选择稿件，然后以发行的优势引诱或限制读者阅读，就进入了学术权力范畴。《读书》这样做了，它不断地表现出其权力性，并且发展到不惜运用评奖的技巧，所以，握有编辑权的《读书》，早已是学术的权力机器的一部分，而不是学术的见证。

　　不要以为加上“民间”的字样，就可以为《读书》辩解，就可以消解其权力性。如果《读书》依国家机构的意旨办刊，那么它就是国家权力的延伸，是国家权力对于学术权力的渗透;如果《读书》依自己的意旨办刊，用自己的特许编辑权来要求学术，积极向学术界设定或暗示某种评价标准，它就成为一种自在的权力体系，我们称之为“民间的”。但是民间的权力也是一种权力，同样有威胁力和杀伤力，也可以形成一种扫荡自由学术和真诚知识的力量。基于这一点，学者对于任何刊物或者学术机构都要警觉，只要它们是权力的持有者，只要我们的表达还不是完全自由敞开，它们就在威胁着学术的进步和繁荣。它们握有选择和发行的权利，当它们刻意去选择什么，就意味着排斥别的什么。

　　《读书》今天所作所为，不过是突然明显地暴露了它的本性，显示了它具有的毁灭或否定学术开放性发展的权力。通过“长江《读书》奖”这一事件，带有权力印记的《读书》发挥了自己的权力机器本性，也就是说它向我们原来的模糊视野发出了荒谬性的权力的信号。因为权力当然是与腐败联系在一起的，学术权力的不健康运用的逻辑结论，就必然要发生学术腐败。所以，不是金钱引诱了《读书》，而是《读书》引诱了金钱，不是世风败坏了《读书》，而是置身于学术权力中的《读书》败坏了世风。

　　二、认识学术权力的策略和诡计

　　各种不同层面和不同社会部门的权力，其运作的机制各有其特点和系统。学术权力的握有者，它们也已经依其经验形成了一套权力运作方式。由于这套方式与学术术语联系在一起，再修饰以“民间”之类的美誉，它的本性也就模糊了起来。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要学会观察学术权力的虚假做作，以揭露学术权力的蒙骗技巧，要审慎识破学术权力的陷阱，以瓦解学术权力的引诱，要善于认识学术权力诡计，以保全自己的学术荣誉。

　　学术权力在运作中，如何掩盖它的专横的渴望呢?一份学术杂志如果要以其权力地位来推崇一类知识体系，确定一类知识或意识形态倾向，或者贬低另一类学术，孤立另一类学者，一般来说，它不会愚蠢地直接宣示的，它总要依赖某种技巧，运用一定的策略或者方法，以期望使众多的读者甚至学者蒙在鼓中而不觉。(福柯：《知识/权力》)。

　　学术杂志运作其权力，喜用来标榜其具有客观公正性的一个最基本的策略，是建立一个所谓“匿名择稿”的编辑体制，以表明编辑的公正和开放。匿名，是一个很符合公众心理的词汇，似乎引用这个词汇的人，就负载着公正的品行。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彻头彻脑的欺骗技巧。或许，匿名可以预防一些人情稿(其实在现实中这也不能保证)，但是它根本不能解决编辑们的先入为主的办刊观点，如果他们已经确定了用稿标准的话。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知的编辑在匿名的情况下，仍然最懂得选择那些符合无知标准的稿件，有偏见的编辑在匿名的情况下，也仍然只能欣赏那些符合他的偏见的东西。

　　学术杂志和学术机构，一般还善于用导演所谓学术活动的形式，来实现它们控制或影响学术的目标。学术评奖活动是这些形式中的典型。如果它们想要确定什么东西是“最有思想的著作”或者什么人是“最优秀的学者”，其实并不需要在什么真正的公正评选之后，相反，在之前它们就已经决定了。但是它们需要策略，需要煽动舆论，于是就有了制作所谓评选活动的需要，然后通过媒体炒作，造成一种既定的社会学效应。

　　凡是权力家，没有不懂得社会学效应的，没有不懂得怎样用社会学效应中群众的狂热气氛来掩盖其权力意图的。宪法没有赋予任何组织通过评奖褒扬来贬低任何他人的权力，所以社会评奖的实践怎么看都是一种社会歧视形式。由于被歧视的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所以人们感受上也就不直接。

　　庆幸的是，当代由于自由思想的传播以及权力研究的深入，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学术领域也存在威胁性的权力体系，意识到学术权力与开放发展中的学术的对峙关系。人们不只是反思法西斯时代政权与学术权力合流导致的文明悲剧和社会悲剧，也开始警惕现时的一切形式的学术权力的破坏力量，即使这种权力被封为民间的，对于学术发展来说，它也是危险的。至于学术评价体系，也逐渐被认识往往是学术权力用来发挥效应的谋略手段，并不是什么识别最佳学术的体系。

　　现在，《读书》推出所谓“民间的最权威的奖项”这样的活动，不管它是否是善意，在形式上已经落入了利用社会学效应技巧的范围，它的结果，就是以一定的标准(评委们的脾胃)来推崇一批学者，同时也就贬低另一批学者。至于被推崇的，有评委自己在内，也就更不奇怪了，因为人一般都爱推崇自己。

　　《读书》借媒介宣扬自己的评奖机制取经于“诺贝尔奖”，用意在于标榜自己的公正性，仿佛沾染上诺贝尔奖，就可以证成公平了。这不过又是一种文学上的比兴手法。何况诺贝尔奖的评议方式，经受了一个世纪的历史的锻造，其内在的机制岂可速学即成。

　　其实诺贝尔奖本身也不是不可非议的。诺贝尔奖是一个世纪前的观念产物：相信现存社会具有评判同时代最优秀科学成就的机制和能力。诺贝尔本人的愿望是善良的，但是他不象福柯那样有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他肯定没有发现权力无处不在，没有意识到学术权力和学术腐败的问题。我相信他连库恩所提出的“常规科学”的问题也没有想过。如果他认识到常规科学具有压制科学发展的惯性(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如果他意识到学术权力的暴力和荒谬性，他还会去要求设立什么奖项吗，他能相信诺贝尔奖不会是学术压制和排斥的陷阱吗?今天，尽管诺贝尔奖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成为很多人向往的奖项(这正说明了它已经成为学术权力的一部分)，但是谁能够没有怀疑地相信最优秀的学术一定公正地参与了其中呢?怎么就能断定评委们就一定公正呢?即使评委具有足够的公正，又怎么样能断定评委一定具备足够的知识呢?最尖端的学术方法和成就，一般地说只有研究者自己明了，评委们本人只要不是这个研究领域的最尖端者，他一定就不甚明了，他又怎么能够对他不甚明了的东西指手划脚呢?所以，萨特会拒绝领取诺贝尔奖。所以，我们会惋惜鲁迅与诺贝尔奖无缘。请相信，最优秀的人，往往都是在其时代评奖机制之外的，因为评委们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些人的成就。

　　三、习惯抵抗学术权力

　　《读书》评奖事件给我们带来那么多震荡，可以说是学术权力一次运作的结果。我们之所以迅速反应，是因为我们关于学术权力的意识觉醒了，我们要抵抗。我们批评的范围，不能只着眼在评奖程序上，而应该是评奖本身。当《读书》启动它的权力策略时，只要评奖本身构成权力策略时，一切公平问题都无从谈起，一切评奖程序都不过是权力的应用程序。在权力者那里只有权力欲望，不可能真正的公平追求。现在学者们群起而批评《读书》，应该集中挑战《读书》的权力策略，挑战它的权力欲望和权力机制。

　　在人类没有发明出版技术之前，学术的隔离是明显的，在人类使用出版技术之后，学术交流的机会增加了，学术积累和获取启发的机会增加了。但是，由于出版本身还是一种受支配的资源，出版权还是一种权力形式，学术被压制或歪曲的可能性也就伴随而生。今天，学术是否倡明，与出版的权力有莫大的关系。

　　一个“民间”刊物在初办之际，就已经取得了权力。但是，考虑到市场问题，或者初办者本人诚心抱有兼容并蓄的姿态，这个刊物一般能够抑制其权力欲望，搁置其权力追求，向学者表示出一定的尊重。这个时候的刊物，我们可以称为潜在的学术权力机器。中国历史上的开国君主，往往都具有这种姿态。《读书》开始就是这样的，受到了读者和学者的欢迎。

　　一旦取得了市场，或者“开国君主”亡故或者引退，这个“民间”刊物就可能发生变化，权力欲望就可能走上舞台。一种情况下，是狡诈的权力欲望者上台，开始发号施令。他善于通过观察学者和读者的性格或弱点，采取战略和战术，使一切命令在隐蔽中进行。这些编辑越是诡计多端，学术权力的运作企图就越不容易暴露。另一种不幸的情况，是“庸君”继位，他所做的一切当然失于策略，因此在使用权力上一点也不掩饰，而且天生具有一种挑选最为平庸的文章的本领。

　　学术权力最直接的目标，是排斥它恐惧或者厌恶的学术，最极端的用心，不只是要封杀这些学术，而是还要让那些优秀学者停止写作，或者让学术精神彻底消失或者堙灭。所以，面对学术权力的压制和攻击，有学术精神的人，要维护学术，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对学术权力进行有效的抵抗。

　　进行有效学术抵抗的一个前提，是学者对权力的觉醒。要认识到学术权力的无处不在，时时警惕它的威胁;要懂得揭示甚至推算学术权力的运作机制，识破它的策略或诡计。诚如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有效的抵抗是有坚持的抵抗。在与学术权力对峙关系中，因此，总有两个阵地—一个由学术权力作扩张盘踞，一个由被挤压者抵抗据守。在这种割据的冲突中，学术生命力呈现了出来，因为它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性格。有的人抵抗了一时，但真正的学者抵抗了一生，他们永远都不接受引诱，不畏惧压制，不害怕寂寞。批评是抵抗者的反击手段之一。如果不能反击，那就用沉默来抵抗。陈寅恪是这样的抵抗者，顾准是这样的抵抗者，还有许多这样或者那样的我们不知名的抵抗者，在时间的长河中坚守着学术精神。

　　坚守是痛苦的，但也是骄傲的，因为坚守者有一颗明亮而炽热的心。德国法学家安瑟尔姆·冯·费尔巴哈有一段小诗献给他的同行弗兰茨·冯·李斯特，表达了学术坚守者的情怀：

　　火光，你就像我!

　　在被照亮的高空里，

　　你百年来闪烁致意，

　　这是知己的寄托。

　　[2000年7月1日于军都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