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

　　这是一句在“谷歌(Google)搜索”中，只需输入前四个字(“每个人的”)，就会自动生成、供搜索者选择。由此可窥，这句话在网络上的影响力!不少作者皆以其为同样的标题，抒写着故乡沦陷的不同故事，而根本不在意是否“抄袭”他人标题、掠人之美。

　　细细地咀嚼着那些文字，努力在混杂的味道之中，试图品尝和鉴别出乡愁、忧思、迷茫、哀伤、惆怅、愤懑、无语......。渐渐地，在脑海深处，似乎隐约地看到桃花源记中的乡村图景，正电光火石般，飞速地离我远去。

　　刹那间，我恍然顿悟，在众多文人们感叹故乡沦陷之际，又何尝不是我这个土著城市人、乡村陌生人的故乡沦陷之时?

　　沦陷的生活样式

　　这里的“故乡”，已经不单纯是物质的、具体的、特指的童年生长地，它同时还蕴涵着一种生活样式：

　　它是宁静平和、有张有弛、闲适写意的，而不是像上足了发条的陀螺，身不由己地旋转着，今天短暂的停歇，只是为了明天更好地被旋转;

　　它是彼此熟悉、温暖诚信、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而不是陌生、冷漠、猜忌、孤独、无助，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救人反被诬为撞人的，更不是弱肉强食、强盗逻辑、丛林法则的;

　　它是与天地融和，信守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田，呼吸泥土清香、享受青山绿水之乐的，而不是掠夺资源，用钢筋水泥筑起工作坊或巢居、在半空中的封闭盒子里走动、劳作、休息，为了消费而消费，并不断地由此释放垃圾、污水、浓烟、尾气的。

　　这种生活样式或许只能在理想的彼岸，即便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之中，也只是在《桃花源记》中作为“言辞的仙乡”而存在。然而，它毕竟是令人悠然神往的，是值得守望的。这种意义上的“故乡”，它不仅属于农民、乡民所独有，它同样属于所有人，包括城市人。它是直根于人类内心深处的那个“故乡”吗。

　　因是之故，当文人们在“去国怀乡、却感极而悲”地叙说着他们家乡从浪漫的田园诗变为丑陋的恶之花时谁能不为之动容呢?

　　或许，它们并非中国农村的全貌，或许，它们只是局部地发生着。然而，当这样的变化越来越多地被记录下来时，又有谁的“故乡”还没有沦陷?这已经不仅仅是农村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沦陷了，这更是一种温情的生活样式、行为准则、伦理道义、生存价值的沦陷了。

　　现代化解构了田园梦

　　故乡的沦陷，不是偶然的，但也不是可以预测到的。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是工业化、城市化不断深入、城镇就业机会大幅增长的过程，而城乡生活的二元格局和收入差距，吸引并造就了一支庞大的、青壮年农民工队伍。他们无疑给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劳动力资源，却也同时在离土进城的步伐之后，留下了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的“空巢村”。

　　于是，农田或者荒芜，或者转包给他人耕种，农业生产能力下降;家庭不稳定，农村婚外情和因婚外情产生的刑事案件增多;留守老人、妇女、儿童都不同程度地陷于“情感空巢”;老人养老、儿童教育，也都日益成为严重问题，尤其是空巢孩子的性格趋于内向、孤僻、任性、冷漠;而由老弱病残者组成的社会治安力量，更是难以抵御盗贼乃至黑恶势力的猖獗。

　　将镜头拉得稍远一些。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每家每户的生产积极性，摆脱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结构之下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大锅饭的弊害。不过，这一制度也让农民局限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体，家庭合作的成本提高，农村公共福祉的供给日显不足。

　　家庭经济和频繁快速的劳动力输出，相互勾连，使得原本习惯于集体生活、守望相助的村民，逐渐地趋于陌生化、疏离化、孤独化。脱离集体的村民，获得了行动自由的广阔空间，但也失去了对人的依赖。结果，村里人就像城里人一样，需要找到在恶劣竞争环境之下，让其独自坚强地生存下去的拐杖，那就是对物质、对金钱的依赖。“有钱就有一切”的价值观，更是在消费主义广告的推波助澜之下，侵噬了节俭价值观。

　　与此同时，乡村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了工商业经济、旅游经济觊觎、褫夺的对象。在GDP政绩的刺激之下，基层政府又为这样的褫夺大开方便之门。转而依赖物质、金钱的原子化村民，既无奈权力和资本的结盟共谋，也受限于狭隘的眼前利益，不单是听任对资源的巧取豪夺，有的甚至亲自加入其中。而资源遭破坏、遭掠夺的环境恶化后遗症，即使不是无人关心，也是少有人挂怀的。

　　再将镜头拉得更远一些。西方的坚船利炮，把现代化的种子，撒向了被视为蒙昧、落后的小农经济所支撑的中国;这个种子在看似不利的土壤之中，强势地、不可逆转地生长。西方式的现代化，一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层级官僚制，打破宗教或宗族的控制力，实现国家对底层的控制;二是建构原子化的个体，摆脱传统家庭、作坊、行会等势力的约束，以表面上自由缔约的能力，卷入工业大军的行列，为工业化提供支撑。仔细回味，当今“故乡”的沦陷，不也与这样的现代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新农村救赎故乡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在现代化背景之下，即便可以对西方式现代化的弊害进行诟病，我们也不可能冀望于回归小农经济，来实现拯救。

　　对此，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具体化为如下五项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每项皆由四个字简约组成的目标，又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在此不予一一复述。显然，新农村战略有着明确针对和指向，对于此处所论拯救沦陷的“故乡”而言，其意义也不言而喻。

　　只是，依我个人愚见，尽管新农村战略强调五项目标相辅相成，但仍然将发展生产作为前提、根本和一切工作的起点。这在实施新农村战略的地方基层政权那里，又极可能滑向“经济决定论”的陷阱，以为经济繁荣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故乡的沦陷，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经济决定论、就是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思维作祟的结果。

　　其实，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都是新农村的实体性目标，也是沦陷的“故乡”最终救赎的目标。然而，预计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推行的新农村战略，更为重要的是其具体实施的过程。如何设定议程，如何利用有限资源优先解决能够即时解决的问题，如何在发现新问题之后、及时调整资源的配置，如何监督资源的有效利用，是新农村战略目标能否渐进地、顺利地实现的关键。

　　因此，“管理民主”这个新农村的程序性目标，才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资源贫瘠、环境恶化、黑恶势力盛行、权钱勾结等让农民揪心、伤心、寒心的沦陷现象，虽有多种因素促成，但缺乏真正民主的、有效的、以村民共同体自治为基础的乡村治理，乃是决定性因素。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言：“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不在乡村治理机制的民主化方面坚定决心和信心，那么，生产发展了的肌体，照样免不了上述丑恶痈疽，照样免不了“故乡”的进一步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