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我考入原设在南京、当时迁设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就该。依照该校学制，我们一年级新生不分系，全体都读普通课程(国文、中国通史、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概论、英文等)。一年后，我们升人二年级。在第二学年开始时，学生要自行选报所要学的系。为让学生选系时对各系有所了解，学校请各系的系主任(那时的系主任就是该系的“首席”教授)向学生们介绍各系的情形(包括该系的性质、培养目标、课程、对学生的要求等)。法律系系主任梅祖芳(仲协)先生向我们介绍法律系。他讲话的全部内容，现在我已记不清了，只有一点，在60年后，我还记得。他说，法律系培养法官和法学家，这些都是中国建国复兴所必需的。而要成法学家，在他看来，只会英文是不够的，必须再学德文和日文。因此，法律系的课程较之其他各系的要繁重得多，因为法律系的学生要在三年内学好德文和日文。他说，不愿学或者怕学德文和日文的人不要到法律系来，害怕课程繁重的人不要到法律系来。梅先生的这一番话和他的态度当时令大家感到奇怪。别的系主任希望去他那个系的学生越多越好。这位系主任却用这样的话把许多原来想进法律系的学生拒之门外了。 

　　最后，在全校近二百名学生中，九人进了法律系。在以后的三年中，法律系的学生，每天学习德文和日文，直到毕业。 

　　梅先生作为系主任，亲自教我们民法总则、民法债编、公司法、国际私法、罗马法和德文法学名著选读。后两门课用德文教材。最后一门的教材就是德国民法典。我至今面对德文的德国民法典，还倍感亲切，就是这个原故。而《民法要义》的初稿则是当时教民法的讲义。 

　　十余年后，梅先生在台湾大学主持台大法律研究所，又是这样。据郑玉波记载：“梅先生当年主持台大法律研究所，注重大陆法系法制之研究，严限学生进修德文。结果毕业生赴德留学习法者多，学成归国任教者亦多，发表法学论文，推动法学进步，获有今日之丰硕成果。” 

　　在梅先生所著《民法要义》本陆新版出版之际，我首先向读者介绍这些往事，是想说明：梅先生对待法学是抱着一种多么严肃、多么严谨的态度，而其采取的研究方法则是绝对的“取法乎上”。梅先生认为，“现行民法(指国民政府制定的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土立法例者，十之三四，而法日苏联之成规，亦尝濒取一二，集现代各国民法之精英，而弃其糟粕，诚巨制也。”既然研究民法，就要直接去研究其中“十之六七”和“十之三四”的源头，就要掌握德国民法和瑞土民法所用的文字——德文。这是梅先生要求学生学习德文的苦心所在。 

　　至于这部《民法要义》，作为著者倾终生之力，总结数十年教学经验写成的唯一的民法著作，也完全显示了著者的这一种精神。因而可以说，这一著作正是著者运用“取法乎上”的研究方法，在严肃严谨的治学态度之下，研究当时的民法的一个硕果。 

　　我说梅先生运用“取法乎上”的研究方法，当然不是说梅先生只是“取法”于人，没有自己的独立研究和独到见解。而是说，在当时我国的民法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日本法学著作风靡我国的时候，取法乎上总比取法乎中要强得多。诚如郑玉波所说，台湾民法学之有今天，确是梅先生“严限”学生学习德文以便取法乎上的结果。我国今天的民法学要走向繁荣昌盛也应该如此。只有通过取法乎上，才能自己有所创造，达到更高的水平。 

　　实际上，《民法要义》一书具有不少特点，其中也有不少著者的真知灼见。这些在张谷同志的《校勘说明》中已详细指出，读者自可体会。我在这里只把著者治学以及本书的根本精神介绍出来，以“表示对一代民法学大师之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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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应该说明的，对于前人的学说和著作，我们深表崇敬并从中学习以获得教益，但当然不应对之抱绝对化的态度。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著作，其中的理论只能代表二十世纪初期的水平，随着时代的进步，其内容自不免有“老化”之处。而且这本书也写得比较简赂，许多地方未能充分发挥。对于其中已嫌陈旧过时或说理不透的地方，我们自当识别之并超过之。 

　　最后，我作为本书著者的一个未能继承师业的弟子，在本书大陆新版出版之际，要向将本书列入《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出版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和该社总编室主任丁小宣先生，向负责校勘本书的张谷先生，深表敬意。因为没有他们的胆识，没有他们艰辛的劳动，本书是不可能以现在如此完善的面貌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