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起于微末，谋生不易，腾达更难;屡遭顿挫，抱负难酬，甚至困顿潦倒，不免就愤愤于人世间的高下尊卑门户沟壑，比观有着高贵血统因而飞黄腾达的同侪或托庇而起的暴发户，心理上常常曲折迁怒迁责于父辈，怨忿其无荫庇子孙的能力。烈性点的，因缘际会，或可赍志长吁“宁有种乎?”一般人也就是演出一幕幕恩恩怨怨打打闹闹的家长里短罢了。这是无现代个人主义的家族本位、长老统治所孕育的人际代际格局的必然产物。子孙将一切权利交由长老，长老也就有荫庇子孙的责任，正象君父握驭民的权柄，必须负养民之责(其实是不扰民即可)。近四十年来，家族作为联结家国一体的媒介，让位于拟家族并超家族的单位。一切都听单位的，单位就要管生老病死，耽溺于铁饭碗的不饥不饱，付出的当然是交出自己的代价。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其实即便出了门，也还不时指望父母，此连最崇尚个性独立人身自由的美国小洋基亦难幸免，故有钱锺书先生《围城》所讥之“三P”现象，况乎尚处农耕社会的“宇宙”“朝代”国家或什么社会初期的的吾国吾民。此类现象无以名之，姑曰“迁责杀父情结”。责者，天助自助之“自助”也。

　　职是之故，在家国一体，君父勾通的中国，“五四”时期反传统的盛行，多少系因目睹西洋强盛，自惭中国积弱积贫，“文明”落后，“我们的身体、学术……等等一切皆不如人”而恼怒兴起的向祖宗算总账心态的反映与反应，受不了西洋强盛，吾土文明衰落这一现实，受大刺激作大反应，实为上述“迁责杀父情结”积郁潜变而成的集体无意识心态，到底还是新学人士集体社会人格不成熟，未脱“传统文化”羁绊的表露。又根据有出息的徒弟总要革师傅的命，学生早晚造先生的反这一古希腊悲剧定则，新学人确乎都是有出息的。那时节的新学人率多新科洋举子，少小离家，“学成回国”，在洋寄人篱下，饱受洋气，痛感没有强势文化撑腰，想混都混不下去，中西新旧两相比较，有勇气“打倒孔家店”，也就是拿孔家出气，准确地说，是将“出门”受的气，“回家”再放出来，正象举世滔滔之时，梁漱溟理智地维护孔家精义于存亡绝续须有气贯长虹的侠肝义胆和知不可而为的大悲悯一样，争的也还是那口气。洋基们是“负了气出了门”，来到北美荒漠另起炉灶创下大家业，中国的新科洋举子那时还没力搞出个“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唱对台戏，“受了气回了家”，恨爱交织后便一顿痛打。以此观之，清末的变法改制与对于西方典章文物的探研引进，是面对强势文化黑云压城而手忙脚乱急切应对的焦虑心情的理智落实，而此对于整个民族与文化危机的焦虑，随着瓜分大祸愈益迫在眉睫，特别是所谓“战胜国”的飘渺烟云中一度燎绕的大国幻象的失落，自然要汇成一般怨忿“父兄”的汹涌澎湃的反传统浪潮。老大文明，惯看沧桑，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风风雨雨泯没了对于世界的惊奇和冲动，没有外在的危逼，那里打得起精神一切从头再来。

　　因此，“五四”时的反传统，实乃沉沉一梦后全面焦虑而躁动的“迁责杀父情结”的总爆发，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将一切病症归结为文化，拿“家里传下来的”文化出气，确是新学人士的肤浅处，它纵有千般不该万般不是，但要不是它对那藏污纳垢的千年牛圈没头没脑的一顿冲刷，我们则连现在这般光景也怕见不到呢!单看现在贿赂公行，满大街拿着大哥大随地吐痰，便知实在少不得这顿洗刷。因此，那时的“反传统”无罪有功，功莫大焉!真正是贞下起元，开启吾国百代文华的第一役!

　　“迁责杀父情结”只产生于自我意识茁生，处于要上不上要下不下的尴尬，不认命的儿郎。懵然不开冥顽不灵的乡愿，没这个出息;这“不认命的儿郎”也得生逢其时，才能造风气成气候，呼风唤雨，作祖成佛。缺此形势比人强的“形势”，便也只能仰天长吁，郁郁而已。新学人士摧枯拉朽的激越情怀，噼啪燃烧的感时愤世的沉痛心火，一旦上不上下不下，几经形势的催逼，便不免一变而为文化“总批判”的“迁责杀父”，其间的辛酸与无奈，冬烘们无此体贴，跟着起哄的西化小生则连边都摸不到。就此而言，“玄学鬼”与丁文江胡适之们才是真正的盟友，一方开方卖药，另一方则极言此药的副作用，都是以此文化存亡绝续的担当自励的“不认命的儿郎”同一用心的不同侧面。折衷樽俎，中国文化已经受了百年的批判，时移势易，破而后立，该是建设的时候了，讨伐性的“大批判”应让位于真正的文化批判，并更多地辅之以生活批判，即对于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别再上纲上线到非此即彼的“文化优劣”。再“迁责杀父”，就是没出息，就象这篇非科非玄如唐德刚先生所谓“以小常识谈大道理”的“心量分析”小文，虽绝不敢厚诬前贤与时贤，但若不识深浅再写下去，区区就要招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