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巴勒斯坦激进派别哈马斯在加沙成立了一个对违反伊斯兰教教义行为进行处罚的纠察队，这个纠察队成员8日在加沙北部地区将一个和未婚夫在一起的女大学生杀死。事发时被打死的女大学生尤斯拉•阿尔-阿扎米坐在车上，被一辆载有5名武装分子的汽车从后面追上，武装分子用枪射击坐在前排的阿扎米，导致其当场死亡，随后他们将坐在后座的阿扎米的妹妹和开车的阿扎米未婚夫拖下车来殴打。他们是在加沙的一处海滩巡视时，看到阿扎米和一名年轻男子一同散步，随后共乘一车离去。为了确保教义，他们就追上去处罚这名女子。(据《扬子晚报》2005年4月13日报道。)这在当代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中国人已经比他们宽容。不过中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

　　1960年代，我的老师谢老师被打成右派以后老婆离婚。在下放苏北劳动改造时与一位同校的女老师一起看电影，为此他受到批判，原意是被评为右派还不老实。1979年，我的一对大学同学因为在谈恋爱时越轨被校卫队抓了“现行”，那些保安们以为立了大功，又是汇报，又是取证。这两口子(毕业后他们结了婚)一是党员，一是团员，于是党团组织齐动员，要求给予处分。我所在的党小组不以为然，不同意处分，后来总算不了了之。女方所在的团支部抗不过，对她进行了批评帮助。但是，后来这些东西都没有进“档案”，时代不同了，人们对此类事件有了相当的宽容。现在呢?如果一个学校还在管这些烂事，无疑是脑子有毛病。

　　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性与政治存在着相当的关联：大凡一个政治宽容的社会，它的性也是相对宽容的;相反，一个政治不宽容的社会，它的性也是不宽容的，性的宽容是政治宽容的伴生物。我相信这一判断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具有相当的真理性。

　　那么，为什么存在这种关联?原因是，第一，一个政治不宽容的社会中，人们思想的宽容度较小，他们要求人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因此对性的宽容也较小;第二，政治不宽容的社会中，权力者常常将性道德作为政治独裁的第一道防线，对性的压抑可以有效遏制人的自主能力与反抗能力;第三，性的压抑(对民众来说)是统治者政治权力的延伸，是男性统治者“性嫉妒”的表现，在男性统治者的潜意识里，一切女人都归他们所有。我所看到的专制统治几乎都是男性主宰的社会，武则天统治时也然。

　　如果我的上述判断是对的，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一结论来推测一个社会的将来。在一个性较为宽容的地方，政治宽容也就不远了。不知诸君以为然否?